震驚全國的馬加爵案發生之后，一些媒體，包括馬加爵本人，都在把犯罪動機歸結到他的貧困背景上。前不久，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奔赴云南，對此案進行全面調查，她研究了此案所有相關材料，訪問了辦案人員，還專門為馬加爵設計了心理問卷，做了心理測試，發現了很多真實的東西，之后做出上萬字的《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報告》。

　　李玫瑾教授認為，將“貧窮”歸結為馬加爵犯罪動機起點的歸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實的問題起點。如果以這種歸因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很容易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進而誤導人們對于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斷。

　　她指出，真正決定馬加爵犯罪的心理問題，是他強烈、壓抑的情緒特點，是他扭曲的人生觀，還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同時，他的犯罪心理、犯罪方式與手段，又與他的智力水平密切相關。

　　近日，記者對李玫瑾教授(以下簡稱李)進行了采訪。

　　“我認為，導致他殺人的，不是因貧困而引起的自尊問題”

　　記者：馬加爵案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你為什么最近才去云南進行調查？

　　李：上次一家媒體采訪時我還在抱怨，這樣的案子我們學者接觸不上，因為我也只能看到媒體的有關報道。心理分析研究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不接觸完整的東西，就不可能做到客觀真實。公安部有關業務局領導給我提供了這樣一次機會。

　　最初我對馬加爵的犯罪動機也有錯誤的判斷，也把他歸到窮人的自卑上，即由自卑的敏感引發的。但是當我知道他殺害的四個同學當中有三個是和他一樣的貧困生后，我就覺得用貧困為理由解釋不通。如果他殺害的不是貧困生，可能他平時就有對富人的這樣一個情結，但是他顯然沒有。

　　記者：你在云南見到馬加爵了嗎？

　　李：我遺憾的是沒有見到他，問卷是別的同志幫我問的。馬加爵現在情緒反應非常強烈，帶馬加爵到學校指認現場，他渾身顫抖，不敢看。指認現場回來不吃不喝，他現在是但求速死來解脫。

　　記者：難道他不留戀自己的生命？

　　李：我認為他現在已經知道自己錯了，開始有情感反應，知道恐懼了。但是殺人的時候他卻連殺三天，第三天還殺了兩個人，而且一直睡在那個房間。那個時候他對生命沒有一點感覺。

　　我在問卷中問他，你對你的殺人行為后悔嗎？他說，被抓之后盡量不去想后悔，盡量不去想作案的事。他在逃避。

　　我問，逃亡一生和殺害四個人，二者你認為選擇哪個更值得？他回答，我以前沒有想過，逃亡的時候想過，覺得自己傻，可以選擇吵架就算了，沒有必要殺人。

　　從這點看，他在逃亡期間已經覺得自己錯了。只不過他這個認識來得太晚，他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你認為馬加爵能否代表一個弱勢群體？

　　李：應該說馬加爵是有貧困背景的。馬加爵能夠代表那些家里沒背景，完全靠自己和只能靠自己的那批人。但是從心理學角度講，這個群體只意味著他們要面臨更多的挫折，因為他們有很多愿望不能輕易實現，貧困群體遇到的挫折感，肯定會大于富裕群體。

　　記者：他的貧困背景，和他殺人有多少必然聯系？如果馬加爵不是那么貧困，他會那么敏感嗎？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李：我認為沒有任何必然聯系。貧困會導致他們面臨更多挫折，并不能導致他們必然犯罪。不管是有錢的還是沒錢的，都有犯罪的，犯罪的類型各種各樣，殺人的類型多種多樣，和貧困沒有必然聯系。

　　馬加爵殺了四個人，其中三個同學都跟他一樣，是貧困生，如果因為貧困而殺，他就不應該殺貧困生。

　　馬加爵說，我跟邵瑞杰很好，邵還說我為人不好。我們那么多年住在一起，我把邵當作朋友，真心的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們這樣說我的為人。我很絕望，我在云南大學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在學校那么落魄，都是他們這樣在同學面前說我。我在云大這么失敗，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在外面宣傳我的生活習慣，那么古怪。我把他當朋友，他這么說我，我就恨他們。

　　在云南大學，有那么多的貧困生，而從馬加爵的供述看，他與交往最密切的有貧困背景的同學都相處不好，這個問題顯然不是因為他的貧困狀態導致的。

　　現在，因“言語不慎”而招來殺身之禍的四名被害者，已無法申辯他們的理由，更何況有兩人并不在言語不慎的范圍內，第一個被殺的唐學李，根本沒有去打牌，更談不上言語不慎，只因為他暫時借住在馬加爵宿舍里，妨礙了馬加爵的殺人計劃，因而被殺。最后一名受害人龔博更是無辜，他只因為過生日沒請馬加爵，而別人又用此事教育馬加爵：“就是因為你人品不好，所以龔博過生日都沒叫你”因而被殺。

　　所以我認為，導致他殺人的，不是因貧困而引起的自尊問題，馬加爵自己也講了，是他做人的失敗。

　　記者：很多媒體都報道了馬加爵說自己做人失敗這段話，他最后還說是因為窮，標題幾乎都是馬加爵的殺人動機，或馬加爵的殺人原因。

　　李：這個歸因是錯誤的，這是馬加爵自己的認識，自己的認識不等于是全面的客觀的認識，實際上他做人失敗是指他與人交往的失敗，而不是貧困導致的失敗，但是媒體更多的關注他的貧困背景。

　　在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歸因理論，人在每時每刻都會為自己的行為找一種理由，凡是成功的事情，都容易歸到自己的努力上；凡是失敗的事情，往往歸到客觀的理由上，比如我今天考試失敗了，可能會說是卷子太難，身體不好，或者老師沒把題講明白。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同時我們與人交往，偶爾和某人不好，這沒有關系，如果和大家交往都不好，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自身的問題？而馬加爵從不考慮。

　　他講道：“他們都覺得我很怪，把我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隱私都說給別人聽，我感覺完全暴露在別人眼里。”可是馬加爵這個事發生之后，記者去找學生，有幾個同學知道他的生活方式？有幾個同學知道他的生活習慣？事實上，他自己感覺到的東西不一定是真實的。在調查中，發現沒有人說他有什么怪怪的生活方式，只是說他比較內向不太和人交往，有時候比較急。后來警察問他為什么這樣說，他說可能是因為我比較窮。貧窮是一般的社會現象，不能說明個人的行為，馬加爵的歸因也只是他個人的認識，并不代表真正客觀的結論。

　　記者：現在很多媒體特別報道了馬加爵沒有鞋穿，只能在領了助學貸款之后，才能買雙拖鞋，他有時一天只吃兩個饅頭等等。

　　李：很多貧困生都是這樣的，他們過得很不容易。我們社會當中的貧困人群占了很大一部分，都過得很不容易，但是這部分人當中絕大多數人都在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很多人不了解馬加爵真正的心理動機，他們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東西。

　　通緝馬加爵期間，一位負責追緝的高級警官曾談道：這個案件的犯罪動機很值得研究。根據當時掌握的情況，他既不為財，又很冷靜，沒有沖動的跡象；從行為方式看，思維邏輯也完全正常。

　　馬加爵的作案心理令人想到僅有三月之隔的河南平輿縣落網的案犯黃勇。他自己設計了一個專門用于殺人的木馬床，連續殺害了十幾名無辜的青少年。這兩個人有一個完全相似的心理背景：即他們在案情暴露之前都沒有任何明顯不良的行為跡象；他們都不屬于從小就顯露行為障礙的問題少年；他們的家庭背景都基本正常，不屬于那種存在明顯問題，容易造就“問題少年”的家庭。所以，他們的犯罪動機及相關的心理問題越來越令人質疑。

　　于是人們又想到了環境，馬家爵的貧困現狀顯而易見，由貧窮導致自卑，由自卑導致自尊，當脆弱的自尊受到傷害時，人當然會瘋狂的報復，這是一條很明顯的思路。隨著馬加爵的落網，隨著他自己的供述，人們更加認為，他的動機源于與同學打牌時發生的一點“小摩擦”。但是，有關馬加爵的材料不斷公布，他的犯罪心理中最重要的決定性內容，也在逐漸浮出水面。

　　“他在精神上一直是孤獨的。因為他總不愿與人交流，不愿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記者：通過調查和心理研究，你認為馬加爵有什么樣的心理特點？

　　李：首先，馬加爵智商很高，偏重于理科，他喜歡學習有難度的科目。這意味著，他和某些學理科的大學生一樣，對于人生的復雜性，社會的復雜性認識不足，他們往往把人世間復雜的關系當作一種簡單的、無情感反應的關系處理。

　　比如，他殺人后居然打開電腦上網，然后睡覺，直到第二天上午，沒有害怕與恐懼，沒有罪惡感與內疚，之后還做了第二起、第三起，直至第四起。

　　其次，馬加爵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我在問卷中問，你的脾氣？他回答，多愁善感。我問，你對別人對你的態度是否比較敏感？這個題我設定了5個級別的答案。他選擇的是比較敏感。我還問，在上學的時候，在全班同學面前發言是否很緊張？他回答，很同意，非常緊張。

　　從他的日記，從他在逃亡期間的錄音帶內容到他被抓捕后寫給家人的信中都可看出，他是一個內心情感體驗細膩，情緒反應相當強烈的人；但是他在外表上又是一個相當壓抑的人，不擅長通過言語表達情感。我曾問他，你心里有事是否愿意找知心朋友說？他回答，說不清楚。實際上，他是不知道該說還是不該說。這種心理活動內外的不協調，是造成他行為問題的重要原因。

　　他在中學的日記中記載著一件事，他曾因與奶奶看電視時發生沖突，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好痛恨奶奶，恨死了、恨死了！”之后，滿頁上寫著“恨老人”，而且寫了兩天。

　　還有一次，他的父親與母親在凌晨吵架，15歲的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事件：“……我真是太氣憤了，真想一刀殺了他，他平時都是十分氣人的，何況現在呢。我千真萬確想一刀了事。但我會坐牢的，我不想坐牢，如果是十年牢，我將是25歲，真不好！要知道，我的前途該是光明無比的，我不能輕生，不能這樣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爸爸死掉！這又不可能，我想用藥毒害，但受害的也是我們，我無奈，……“我真恨，恨，但我很理智，我控制住殺人的念頭，我想無論如何我都很想考上賓中地區班，考上重點大學，迎來新生活，現在畢竟是家事，與我無關。

　　“對付惡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徹底處理掉……”

　　只因為聽見爸爸媽媽吵架，他內心偏向媽媽而對爸爸不滿，就寫下了這篇充滿仇恨與殺氣的日記。從他對父親的態度中，不難發現導致他現在殺害同學的心理背景。他對吵架極為敏感與憤怒，很容易引起他的殺人沖動。

　　再有，春節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與家人、與親人團聚的日子。也是一種情感的交流與表達的過程。對于有機會回家而不回家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有原因的。馬加爵對此的解釋是：

　　“因為回家沒有人跟我玩，也沒有其他的事可做，在昆明還有一臺電腦玩玩，春節是一個人過的，寒假期間也沒有出去打工和找工作，直到邵瑞杰他們回來才有人與我交流。”

　　顯然，他不回家并不僅僅是貧困的問題。是因為他認為：即使回家也孤獨，不如在學校玩電腦。在他中學的日記扉頁上摘抄了一句巴爾扎克的話：“在各種孤獨中間，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獨”。想必這是他最有同感的一句話！

　　事實上，他在精神上一直是孤獨的。因為他總不愿與人交流，不愿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從他許多文字或獨白留言來看，他即使表述，仍是遮掩的、矛盾的。馬加爵的這種言不由衷還表現在最近他寫給父親等親人的一封信中，一方面他拒絕家屬請律師，另一方面他又提到，有辯護，他的情況會判無期或減刑的。

　　在三亞被抓捕后，他給他的十四叔、十四嬸寫了封信，信中歷數十四叔對他家的幫助，他的這種情感體驗特點就是，既記住許多細小事情引發的情感體驗，也必然反映在負面的情緒體驗當中。

　　“如果換一種情境，換一種背景，或者社會對他作出了某種干預，可能就不會發生”

　　我在心理問卷中問他，你與同學的小摩擦多嗎？是每天都有？每周都有？還是每個月都有？他回答，一個月要有一兩次。至于什么原因他沒有說，可見他和同學的摩擦頻率還是比較高的。

　　當每月與同學為小事爭吵積累下來時，就會在他內心產生仇恨的膨脹。這種膨脹被一次激烈的爭吵所引爆，在缺乏正確引導，缺乏解決人際沖突的技巧教育時，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實際上這種方式，在他15歲的日記中就已有記載，“對付惡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徹底處理掉……”人的心理發展是連續的，也是一致的，于是，以殺人的方式解決生活中的人際沖突也就順理成章。

　　記者：大家都說他是一個聰明、懂事、溫和的孩子，難道這種表面現象，始終掩蓋著他內心里那種心理缺陷？

　　李：這個案子從頭到尾應該說是個悲劇，如果換一種情境，換一種背景，或者社會對他作出了某種干預，可能就不會發生。馬加爵存在著心理上的一些問題，但這個問題沒有嚴重到他必然犯罪，就是一種陰差陽錯，外部的某種情境和他的某種心境碰在一起了，在長長的春節期間，他幾乎沒有出門，而是沉浸在電腦當中，這樣他思維的狹窄性就會出現，一旦他與社會恢復交往，一點點刺激就會把他引爆，而且他的情緒反應是很強烈的。

　　比如那篇寫父母吵架的日記，他用了整整6面紙，他寫道，起床之后，本來想和他爸爸打招呼，但他爸爸沒理他，于是他寫道，“我狠狠地瞪他一眼，但是他沒怎么樣，我的熱血又一次沸騰，都集中到兩只手上，力氣似乎增強了幾十倍，結果我最終沒說什么，也不想說什么，只做我的事情，今天的事情真使我難忘，我會報復的。狼的眼光是很嚇人的，它代表狼的本性，兇狠，但有時它卻不表現出它的本性，到了一定的環境它才表現出來，當這生命即將完結的時候，當它向別人求救的時候，它顯得很可憐，很值得同情，但一旦它的性命保住了，它會忘恩負義，它會吃了救命恩人。我也真真正正的遇到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希望人們引以為戒不要上當，不要被誤解，拿這個外表所迷惑。”

　　這段話他想說明什么呢？最后他寫道，“對付惡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徹底的處理掉。”這是他15歲的日記，我覺得他父母吵架的背景，和他打牌與別人吵架的背景非常相似，雖然不能代表馬加爵的全部，但是至少我們不能說他后來殺人的心理問題在以前沒有蹤影，沒有軌跡可尋，相隔9年，這兩件事有著完全相同的情緒，都是那種狠的心態。應該說明的是，那個時候，他還不存在因貧困背景導致的自尊問題。

　　記者：馬加爵生活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怎么會這樣以自我為中心？

　　李：馬加爵的這種以自我為中心，應該是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他在家中排行最小，除父母的疼愛外還有兩位姐姐的疼愛。加上他學習出色，自小就在家中備受寵愛。我在問卷中問他，小的時候是否經常被人欺負？另外一個問題是，小的時候是否經常欺負別人？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從沒有；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是，每月一兩次。

　　從這里看出，他是個不吃虧的、基本上在順境中長大的孩子。我還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做事比較任意，想起來就做？他回答，比較同意。這種家庭背景，使他在一種自然的情境下造就了自我中心的思維方式，從他被捕后的各種敘述中我們所聽到的都是他自己的感受，直至他被抓獲，談到犯罪動機時，他仍在一直強調：我打牌沒有作弊，是邵瑞杰在冤枉我！然而對于同學的責怪，對于與同學的爭執，他至今沒有一點兒反省與自述。

　　相反，與他在同一家庭中成長，但排行老大的大姐在得知他的案件后，卻與他有著完全不同的思維：“在有殺人動機到殺完人的過程中，你有想過你這樣自我幾乎對父母和兄姐的打擊有多大嗎？你難道一點沒有想到這樣做不但殺了4個好友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嗎？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你這樣做毀了5個大學生啊！你難道當時完全喪失人性了嗎？”

　　正如一項心理學研究中多次指出的，許多心理上存在嚴重疾病的人，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談論任何事情時都以“我”為主題詞，“我”的出現頻率極高。他們從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上換位思考。這種性格缺陷特征是許多犯罪人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當你了解馬加爵真正的內心世界，就會發現有一種必然的聯系，即他對人生和生命的疑問”

　　記者：馬加爵的事情能否說明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失敗的？

　　李：我認為這個案件可以揭示出我們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當中的缺陷。我在問卷中問他的成功體驗。他回答，物理競賽一等獎，和別人打籃球，考上云南大學。我問他個人的愛好有哪些，他說是理科工科。教育的缺陷在于，我們的教育是不均衡的，只偏重于智力教育，忽視了一個人的其他方面，比如人格教育、情商教育、人生教育，還有道德的、法律的、是非的等等方面的教育。

　　記者：你認為把這樣個案發生的原因，放到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背景里去不合適嗎？

　　李：我研究犯罪心理經常講一句話，很多人看一個人犯罪，往往看他眼前有那些刺激，其實當面臨同樣刺激時，人和人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眼前的刺激不能完全解釋人的犯罪心理，必須從他自身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尋找脈絡。馬加爵和同學打牌也好，他所說的吵架也好，不管是哪一個，他最終做出這個行為反應，絕對不是打牌這個刺激決定的，這只是一個引發的導火索。所以我特別主張要想真正了解馬加爵犯罪的心理問題，不能以一般的社會理由去遮掩他個性當中的問題。

　　窮，只有在比較的情況下才會痛苦，馬加爵在比較的過程中發現，不僅僅他的貧窮不如人家，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素質不如人家。

　　他性格內向并不是缺陷，真正決定他缺陷的是他以自我為中心。我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當他被抓住之后，他要求看看他的通緝令，看的時候他說，沒想到我還值20萬。顯然，在這個時候，他仍然在想，他值20萬。他不知道我們的通緝令是為誰發的，我們是為那4個那么冤屈的大學生發的。馬加爵在用石錘砸唐學李的時候，唐嘟囔了一下，都沒說出話來，他接著就是第二錘，第三錘砸下去。他那么殘忍地奪去了在一起學習生活了四年的同窗好友年輕的生命，而此時他仍然想的是他自己。

　　再有一個，他在以后的談話中，從來沒有一點點反省他在和同學交往過程中，哪些問題導致同學對他的反感。以自己為中心是很多犯罪人所共有的心理缺陷，他們和別人發生爭執的時候，首先想到別人怎么對不起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是否對不起別人。

　　記者：你剛才說到馬加爵的情感強烈細膩，為什么他對人的生命會如此冷酷無動于衷呢？

　　李：事實上，當你了解馬加爵真正的內心世界，就會發現有一種必然的聯系，即他對人生和生命的疑問。這種疑問從他中學時代就已出現，從那時起直至他殺人那一天，都沒有人真正地給他一個解答。一方面是因為他很內向，含而不露，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相關的正面引導太少，以致他對人生的疑問最后竟然從流行歌曲的歌詞中找到一個所謂的答案。

　　他的大姐在馬加爵上中學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弟弟心理上有些問題，她問過，但是弟弟沒有說。后來馬加爵在逃亡期間給姐姐的錄音中談到這個問題。

　　“姐：現在我對你講一次真心話，我這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到底是為了什么？100年后，早死遲死都是一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老是鉆牛角尖，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想這個問題想不通。王菲有一首歌，歌詞是：‘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沒有你也沒有我’。其實，在這次事情以后，此時此刻我明白了，我錯了。其實人生的意義在于人間有真情。真的，我現在有些后悔了。以前是鉆牛角尖……”

　　所以馬加爵對人生意義的看法，是最終導致他如此冷漠地殺害四條生命的本質原因，這是馬加爵犯罪的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既然100年后早死遲死都一樣，那么，身邊的人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差別呢？當他與別人發生沖突時，他就這樣隨意地輕易地置人于死地。當他意識到自己犯了罪的時候，他就希望趕快死，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生觀才是他無情感反應的必然原因，也是他真正的殺人動機，而不是貧窮。

　　直到他逃亡，直到他面臨通緝與死亡，他才領悟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領悟到人生不僅僅是屬于自己的，還有親人彼此間的牽掛，人間的真情是每個人活著的理由與意義。逃亡是人的一個特殊的經歷。他在逃亡當中特別想念自己的家人，這期間他終于“聰明”地悟出了這個道理。但是，這一認識來得太晚了。

　　記者：為什么說他悟到這點是聰明呢？

　　李：因為這時候還沒有抓住他，還沒有人教育他。他在逃亡過程當中，他在思念親人的過程當中，自己悟出了人生的意義，人生的道理。

　　我在對他做了心理測試和分析以后，真想把這個事情告訴所有和他有同樣背景的大學生，一定要好好想想，你活著是什么意義，生命究竟是什么。

　　我想告訴有相似人生疑惑的、有相同情緒沖動的、活著但不明白人生意義的人們，人生容不得奪命的過錯，你奪去了別人的性命，這個過錯是無法挽回的。人生觀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認識問題，能決定我們人生的很多大事，甚至給社會帶來災難。

　　記者：你曾經提到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年輕人，包括給熊潑硫酸的大學生，他們作案極其冷酷的特點。

　　李：對，這些年輕人缺乏情感體驗，他們不愿與他人交往。他們不懂得，社會生活本身就要求必須與他人協調、與他人合作。他們盡管極其聰明，但是自以為是，惟我獨尊，極端自私，不知何為自我約束或遵紀守法；他們可能因為一點點小事去算計他人，甚至精心策劃謀殺過程，他們不僅沒有用自己的才華為社會作出貢獻，相反，精密的犯罪設計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危害，同時也給他人帶來痛苦。

　　就像馬加爵現在認識到的，人生的意義在于人間有真情，其實每個人活著都不單單是他自己的事情，有他父母對他的愛戀和牽掛，有老師對他的期待，還有周圍朋友和他友好相處的關系，我們身邊一個人生病去世了我們會非常難受。這種情感反應是人和人之間很有意義很重要的東西。

　　“應該利用這一真實的案例在大學、高中層次的學生中開展一次人生觀的大討論”

　　記者：既然馬加爵情感豐富，他為什么會沒有情感體驗呢？

　　李：因為他更多的是獲取別人的情感，這個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爸爸媽媽非常愛他，他自己也承認，父親一個指頭都沒動過他。他還有一些親戚，都對他非常好，他感受了很多人對他的好，可是他對別人沒有做什么，他也沒有形成為別人付出的意識和感受。到了學校之后，他還在敏感地體察別人給了他多少。他總是接受別人的情感，也能記住別人的情感，但他從來沒想反過來為別人去做什么，這個心理特點是符合他的家庭背景的。

　　在云南，我問馬加爵對人生意義的看法。他回答，應該成就一番事業。我問，你活著什么東西最重要？他說，第一是快樂，第二是親情，第三是錢。你看，他把錢放在第三位，這又從一個角度證明貧困不是他的主要犯罪動機，這個時候，他已經認識到親情的重要了。

　　我問，誰是你最崇拜的人？他回答，周星馳。

　　記者：因為周星馳搞笑？

　　李：對，有可能，這也看出馬加爵的思維方式比較簡單。通過測試來看，他的心理大部分是健康的，情緒各方面也都正常，只是有些敏感多疑，在公共場合表達是他的弱項。所以現在歸結起來，如果有一個很好的環境，一個很好的心理指導，或者如果他大姐在他身邊，他可能不會犯罪。

　　我也是一名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經常遇到學生提出疑惑的問題。甚至有時在課堂上：學生要求教師暫時不要講專業課，就講講人生知識，因為他們此時遠離父母，缺乏指導，身邊的同學又與自己同屬一個年齡，誰都幫不上誰。更因為大學里只開專業知識課，政治課又離人生苦惱問題太遠，面臨許多未知的，不定的未來因素，他們非常希望掌握具體的技巧：怎樣與人相處？怎樣處理人際沖突？如何應對管理者，如何把握服從管理與個性發展的關系？什么是戀愛？如何談戀愛？學校學得東西今后能否有用？今后自己該怎樣發展？……

　　因此通過對馬加爵的心理分析，我感慨很多，如果這個事情做在前頭，如果他能事先認識到這個問題，好幾條性命啊，我們現在做什么補救都是應該的。

　　我現在很希望把對馬加爵心理研究的真相告訴社會，而不要誤導，如果把這個問題歸到貧困上，不僅僅是對于這個問題的不公平，也是對受害人的不公平，而且可能會對社會帶來一個負面效應。

　　既然馬加爵案件已經因為A級通緝令變得家喻戶曉，我想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應該利用這一真實的案例在大學、高中層次的學生中開展一次人生觀的大討論，即“人活著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甚至可以在網絡上進行同一題目的討論。

　　其次，大學生的課程設置中應該增加“獨立人生知識課”、“婚姻戀愛課”、“人際交往知識課”、“大學生學習方法課”等，總之，除專業科學知識外，要增加對年輕人更現實、更實用的人生知識性課程。

　　另外，在各大學應該建立免費的問題咨詢中心，不僅僅是心理問題，還應該包括各類問題，使他們遇有心中困惑有處咨詢，及時排解心中難題。大學應該設立學生事務仲裁中心，類似于一個民事調解委員會，讓處于各種糾紛中的學生有處申訴，在遇到糾紛時能夠得到外來的干預與幫助，得到相對公平的處置。

　　心理疾病如同生理疾病，既有慢性病、終身性疾病，而更多的是一時性的急性病癥，后者若不及時治療，如同闌尾炎、急性肺炎一樣，也會奪去人的性命！大學生的心理問題也同樣，若不及時發現問題，予以干涉，必然會釀出馬加爵類的案件，還會有大量的自殺、情殺等案件出現。(中國青年報/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