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峰

　　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市場上很大程度契合了日本人的戀物心理，十二個年輕女子，統一的著裝打扮，這在日本人眼里是很勾魂的。它依托在一種文化背景和民族嗜好的前提下，或者說她們更準確地進入到一個區域的文化習慣之中，這種巧合往往比依托某一事件背景下的商業成功更有威力。

　　在和一些流行音樂圈內的人士談到女子十二樂坊的時候，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他們既羨慕又嫉妒她們。這種心理其實很有意思，如果仔細分析，有點像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看萬元戶的心態一樣。大概有很多人都認為，憑什么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那么成功？是的，人家就成功了，成功得讓同行們都嫉妒！

　　廣州立刻出現一班新的女子民樂組合———“芳華十八”，也打算飄洋過海，殺到東瀛。如果這就是女子十二樂坊的成功帶給我們的啟發，那我覺得這未免有點太小兒科了。不過這倒符合唱片業的商業原則，模仿與復制是慣用手段。我更希望女子十二樂坊的成功帶給我們是更深層次的啟示，甚至是反思，而不僅僅停留在嫉妒和模仿的淺層上。

　　特例

　　往往商業上的成功，會讓人把這種成功的模式符號化，因而忽視其本質和背后的規律性。我看到很多談論女子十二樂坊的文字，似乎都把她們的案例過于標準化了，甚至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實不然。

　　不管人們如何美化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的轟動效應，我認為都不該回避一個事實：即日本公眾普遍具有戀物心理，這種心理表現出來的最明顯特征就是對明星、服飾以及身體的崇拜，這也是我們多年來為什么看到日本娛樂業制造出來的都是偶像派明星。比如很有日本特色的視覺系搖滾，視覺系只是歐美搖滾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一個短暫現象，但是后來在日本發揚光大了，因為這種服飾和裝扮的視覺沖擊很符合日本民眾的崇拜心理。后來與日本動漫結合在一起，更體現出日本文化一脈相承的特點。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市場上很大程度契合了日本人的戀物心理，十二個年輕女子，統一的著裝打扮，這在日本人眼里是很勾魂的。假如是一個女子，可能就沒有這么大的魅力了。一個群體，尤其是數量多達一定程度時，就會形成一種壯觀的場面。一個兵馬俑不是奇跡，幾千個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跡，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受歡迎首先是外在的東西吸引了日本人，跟音樂無關，這倒很符合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理論。我這么說不是想貶低日本人或女子十二樂坊，是想探討一下她們走紅的原因，而性方面的暗示無論如何是不能避而不談的。如果按照樂坊的創建者王曉京說的，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有相同之處才讓日本人對中國民樂感興趣，那我認為這個不是女子十二樂坊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把中國民族樂團拉到日本演出，演奏的是相同的曲目，日本人會有什么反應？我相信他們除了贊嘆中國民樂的精彩之后不會出現全民崇拜現象，否則我們的民族音樂家靠日本這塊市場都成明星了。再假設，讓女子十二樂坊用同樣的樂器演奏貝多芬或莫扎特的作品，我相信她們也一樣會在日本走紅。我建議，那些想打入日本市場的人，干脆把日本的視覺系和中國的民樂結合在一起，找幾個帥哥化化妝組成個“青春十八羅漢”，一樣會走紅。

　　女子十二樂坊的成功又讓人談論起中國民族音樂走向世界的話題，但我認為，十二樂坊的成功不具備普遍性。中國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受歡迎的原因各不相同，很多時候，商業上的成功往往取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十二樂坊走紅的偶然性就很大。

　　文化以外的魅力

　　外國人對中國文化一直興趣很大，只是由于多年來東西方文化在交流上的問題，外國人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或者我們提供給外國人的中國文化是已經扭曲變形了，所以外國對于中國文化存在這樣那樣的誤解，而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實際上也影響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因此，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有時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一種先被賦予了某種含義或色彩之后的文化。

　　很多第三世界的文化在進入西方的時候往往不是文化本身的魅力。比如美國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對保羅·西蒙音樂中的南非音樂元素發生興趣，是因為當時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1960年代西方喜歡印度音樂，是因為“披頭士”在音樂中采用了印度音樂元素以及西方對于印度宗教的興趣；西方音樂市場對朱哲琴《阿姐鼓》的興趣源于他們對西藏的好奇。音樂在這些事件中僅僅是一個連接點，當它最終落到市場上時，并不足以證明是音樂本身被這一市場所接受。

　　如果我們了解這種規律，就會知道民族音樂在西方人心中的位置。因為一種文化從非商業區域移植到一個商業區域的時候，它必須依托一種能引發市場購買力的事件為背景，進而刺激商業行為。女子十二樂坊與上述商業特征又不盡相同，它更多是依托在一種文化背景和民族嗜好的前提下，或者說她們更準確地進入到一個區域的文化習慣之中，這種巧合往往比依托某一事件背景下的商業成功更有威力。

　　民族文化市場化

　　女子十二樂坊為什么無法在國內成功？對照前文解釋的在日本成功的原因不難發現，這大概和國人的審美情趣有關，中國人沒有那么明顯的戀物傾向和群體崇拜心理。雖然這可以揭示出中日在文化上的差異，但這并不能說明民樂本身的走向。

　　這個案例揭示了一個問題，前進、現代化的中國正在忽視自己的傳統。中國正在日新月異，這讓我們多年來形成一個棄舊圖新的心理，對本民族習以為常的文化興趣越來越淡漠，所以這是一個丟失傳統的時代，即便女子十二樂坊在日本賣到人手一張唱片的程度，在國內也不會引起轟動。而周杰倫隨便在歌里弄出一個打乒乓球的聲響，都能讓人覺得如此驚艷。

　　事實上，這是所有經歷現代化的國家都遭遇過的相同的問題。現代化的一個特征就是靠商業說話，傳統文化在時代變遷中往往失去了它在商業中的位置，必然要經歷一個被遺棄和破壞的過程。摒棄傳統的現代化和帶著傳統的現代化哪一個速度更快？或許是前者。這樣，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深。但是當文化被商業催生得越來越膨脹時，它的文化含量就變得越來越小，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回到傳統中進行一次循環，把根源的、本質的東西補充進去，以便為下一步的商業化提供能量。

　　在任何時候，民族文化與商業的結合都是存在的，只是今天我們忽略了。但我們仍能看到，即便在現代化有些過度的今天，民族文化也會偶爾露崢嶸。只是它不會成為真正的主流———不管它在你血液里的濃度有多高。

　　在農耕時代，文化自生自滅，但不管如何，都是以人為本。在商業時代，文化的生滅以商業價值為本，人是商業的奴隸或者只是一個商品消費者。所以必須借助商業手段來提升對于文化產品的興趣，而不是讓人發自內心來接受某種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的包裝加工實際上僅為了提升它在市場上的誘惑力而已。你以為日本人真的酷愛中國文化嗎？他們不過是對十二個女子身上涂上的一層商業誘餌感興趣而已。

　　如何包裝民族文化，使它在市場上具備一定競爭力？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拉近傳統審美和現代審美的距離，女子十二樂坊的做法不過是十幾年前人們就嘗試過的民樂加電聲，但她們還加入了更符合這個時代審美習慣的視覺化元素，這樣就填平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鴻溝。以此類推，如果為民族文化賦予多媒體、多視角特色，它就容易被當代人接受，如果僅僅強調他的根源性和本色，則很難進入今天的市場。

　　我們談了多少年的弘揚民族文化，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可以有計劃地弘揚；在市場經濟時代，僅僅是弘揚只能讓民族文化死得更快，它必須借助市場，才能生存。北京音樂研究所有長達幾千個小時的民族音樂資料，但守著一個金元寶卻每年靠國家撥款生存。臺灣風潮唱片公司買了部分資料的版權，出版了“土地與歌”系列，在海內外頗有市場，其實風潮公司做的就是符合市場化的概念包裝，東西還是那個東西，可人家就掙錢了。

　　可見，中國的民族文化不是沒有市場，而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去開發。我不希望女子十二樂坊的成功帶動的只是幾個克隆版本的出現，它應該讓我們從中得到更深層面的啟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但是能把這個道理用事實證明出來的人卻很少，在今天如果不借用市場手段，這句話就是一個偽命題。

　　來源：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