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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家所驚嘆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公民更近于原子個人式的生存狀態，每一個人獨自面對人生的全部難題，每一個人面對社會的風雨時難以得到有效的同情、救援，因為人們在社會空間的拓展責任面前，放棄了屬于自己的一份

　　民政部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將在今年6月1日開始執行。有關官員稱此《條例》與十幾年前的《基金會管理辦法》相比有若干新內容：一、界定了基金會的概念，進一步明確了基金會的公益性質；二、拓寬了基金來源，為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公益事業，《條例》首次將基金會分為“公募基金會” 即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 即不得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兩類；三、確立了公開、透明的原則，并從基金會自律、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等方面做了相應的規定；四、明確了稅收優惠原則。

　　這一新的政策法規的出臺，對社會有識之士來說，應該是期待已久的。畢竟基金會的狀態如何，直接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生機活力，公益事業是否繁榮，社會參與和社會認同是否強大，更重要的，社會空間是否廣闊得使其中每一個體成員都能找到生存的權利和機會。

　　中國改革開放之為世人矚目，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與改革前相比，中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擴大了。不依賴、乞求或受限于單位、機構、學院、企業等體制，財富在民，智識在民，同樣地，主權在民，中國人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自由地生存，自在地發展，這是人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期待。因此，任何一種有利于社會空間發展壯大的政策法規都能夠得到人民的歡迎和稱贊。

　　但出乎意料的是，人們對《條例》的反應并不熱烈，對于將基金會的設立“門檻”由原來的1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以及要求基金會必須有業務主管單位等等規定，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關心者多在關心基金會是否可以進入證券市場！

　　人們對社會空間拓展的理想已經讓位于對利益的看重，這是中國市場經濟時代令人痛惜的一個事實：任何一種新的事物都成為人們聚斂財富的一個工具，任何新的政策都要完成體制化，因為體制是財富集聚能力強大的代名詞。

　　到目前為止，基金會在中國社會的最大作用在于扶貧、環保、救殘救災等方面，基金會遠遠沒有成為社會的活的細胞，沒有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沒有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說，基金會在中國的發展本身即有廣闊的社會空間，自然，它的發展本身也將大大拓展我們的社會空間。基金會的繁榮將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財富的投機式流向，使得財富的分布更趨均衡，使得聚財有道，散財有道。

　　一句話，基金會的發展能夠保證社會財富的品質及其健康有效的流動趨勢。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對財富的理解大大限制了基金會的發展，從而反過來強化了人們落后的財富觀念。人們想當然地以為財富就是一己之私或遂一己之私的工具，人們忘記了財富流通社會的至善源起，人們忘記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公益公義一類的文明教化，人們也沒有西方人那樣為上帝積累財富的清教倫理，因此，今天人們對財富的追求除了獲得集體無意識的成功認同，也就只剩下貪婪可以形容其集聚財富的心理。

　　社會學家所驚嘆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公民更近于原子個人式的生存狀態，每一個人獨自面對人生的全部難題，每一個人面對社會的風雨時難以得到有效的同情、救援，因為人們在社會空間的拓展責任面前，放棄了屬于自己的一份。

　　有關官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承認，《條例》區分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是“為了更規范基金會的基金活動，保護我們國家有限的愛心資源”。

　　我說過，“慈善是一種正義！”與其說我們社會的愛心資源有限，不如說是我們的正義資源稀缺，與其說這些愛與正義稀缺，不如說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全。那些已經占有資源財富的人對于人生社會失去了想象力，他們只會斗富比富，只會無限地重復聚斂財富的過程。基金會及其相關的慈善正義事業在中國舉步維艱，也多少證實了這一點。

　　一個中關村的企業家曾說，他羨慕美國的同行能夠生活得那么陽光。白手起家致富的比爾·蓋茨前年以捐贈160億美元給基金會而令世人矚目，麥當勞公司創辦人的遺孀雷·克洛克女士去年捐贈美國童子軍組織的事件轟動社會：這些美國同行因一直在擴大身處的社會空間，所以他們活得不那么局促、緊張不安，也令人對一個充滿正義和愛的社會充滿信心。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