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3日電 據大公報報道，中國國際問題專家時殷弘在接受該報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五大經久和基本的“平臺”，它們有些是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性質的，有些則遠不止是如此。

　　第一大“平臺”：盡可能在長的時間內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兩國間較為穩定的戰略、外交和經濟協調關系。時殷弘表示，鑒于當今全球和東亞國際權勢的根本結構，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全局性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與美國的關系。不管這關系的基本狀況如何，要在絕不犧牲中國最根本利益(并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通過盡可能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協調性關系來防止中國崛起的過大阻力甚或過大風險，同時關鍵性地拓展中國安全和發展的多方面空間。

　　第二大“平臺”：中國至少要參與主導多個亞洲次區域多邊安全體制，及多邊經濟合作。他說，中國和平崛起的首要舞臺將始終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其次是中亞和較小意義上的南亞。在這些地區逐步構建如此的多邊體制是為經久地緩解甚或逐漸消除中國處于其中的多項“安全兩難”所絕對必需，也是為創造、開發和利用增進中國的中長期性經濟、政治和戰略影響的機會所絕對必需。在這兩方面，中國都必須比現在更進一步地拓展眼界，解放思想和多有作為，其中最關鍵的是在東北亞和東南亞。

　　第三大“平臺”：中國要在數量愈益增多、功能愈益重要的各類國際組織中發揮盡可能大的影響和作用。時殷弘表示，無論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特殊地位，還是中國的國家規模、發展速度和影響增長勢頭，或是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增多及其重要性增大，給作為頭號發展中大國----中國----提供的更多作用和影響機會，都預示著這一和平崛起平臺愈益非同小可。他認為，國際組織這個平臺是中國得以從自身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出發，不僅是參與者而且還要發揮“規則制定”者的作用。

　　第四大“平臺”：對外經濟戰略。時殷弘特別指出，對外經濟戰略與一項項具體的對外經濟政策有別，而往往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指導或支配這些政策；它作為國家大戰略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有較高的自覺程度和內在整合程度，并且有它自己的各個分支。他進一步說，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和對外經濟交往的蓬勃發展，構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在中國作為東亞乃至世界強國和平崛起的漫長過程中，對外經濟戰略應當、也可以成為當前“初期階段”內的首要戰略分支，一定意義上甚至是壓倒性的戰略分支。

　　第五大“平臺”：中國主要從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角度出發，應有高度選擇性的與某些國家的“特殊關系”。時殷弘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包括在幾乎完全不結盟的當今時期，一向與若干國家有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意義上的“特殊關系”，它們都對中國安全有過重大的助益，某些當今依然如此。現在的問題是根據國際政治的變化和雙邊關系的實況進行某些重新審視，以確定什么需要予以重大調整，什么需要予以鞏固或新建。在這方面，拓展眼界、解放思想至少與審慎精細一樣重要。

　　他認為，從中國所處的力量對比格局看，特別需要至少鞏固同俄羅斯的“特殊關系”，并且認真考慮在大致可行的情況下，逐漸同中國周邊個別地緣位置特別關鍵、國家實力實屬可觀的國家新建“特殊關系”。(記者王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