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帥

　　據悉，目前已提交我國立法機關審議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規定，拾金不昧者，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外，最高可獲失物價值20%酬金。《中國青年報》3月8日刊登題為《雷鋒精神與〈物權法〉》的文章，對這一規定持肯定態度，認為草案確認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符合實際情況，與雷鋒精神并不矛盾。

　　筆者認為，拾金不昧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項傳統美德，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雷鋒精神”問題，它實際上還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財富、文化精粹以及價值取向。對于一項普通的民事行為，單純追求某種“對價”、報酬甚至注重功利性和實用性的目標均無可厚非；但對于一項千百年來早已根植于人們內心深處的道德準則，法律對其做出規范和調整時理應是審慎的、宏觀的，不能僅僅停留于具體解決某類民事糾紛的層面，而更應當從如何維護和弘揚一個民族優秀品質的高度來看問題。畢竟，法律的權威和感召力是強大的，法律所特有的規范、引導、評價、教育功能也足以決定一項傳統道德的命運。當我們為避免國家文物遭受損毀時，我們可以制定詳盡的文物保護法；當我們為使瀕危動物不致滅絕時，我們可以及時出臺野生動物保護法。而當我們面對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傳統道德亟須拯救的時刻，我們為何卻又吝于借助法律之手為其確認名分和賦予生機呢？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包括對社會道德價值觀念的評判和引導。通常說來，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法律的制定是為了保護最基本的道德不致淪喪，并在條件成熟時將更多的道德規范納入法律的范疇，以提升社會整體的道德觀念。物權法草案對拾得人有權索取報酬的規定，表面上看只是對某項權利的確認，但實際上它對人們內心道德觀念體系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僅僅因為現實生活中出現一些“拾金索酬”方面的糾紛，就不惜將“拾金不昧”的傳統道德以法律的名義予以事實上的削弱，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恐怕都得不償失。一旦法律將有償歸還失物的做法合法化、權利化甚至帶上鼓勵性的色彩，這將意味著傳統道德難以避免地走向弱化。

　　此外便是“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學者們草擬此法時大概借鑒了國外立法的一些規定。比如德國、瑞士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民法典，對拾金索酬問題均有詳細規定。立法過程中的借鑒和學習是必要的，但更應當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各國民眾的道德傳統、法治意識、價值觀念以及民風國情等均有很大差異，倘若不加取舍、鑒別地移植過來，恐怕會導致南橘北枳的后果。事實上，目前很多走向現代法治的國家，都愈加重視運用法律加強國人的美德教育。比如在日本，孩子們就從小受到拾金不昧的教育，將拾到的財物交給附近的警察，失物招領中心在日本隨處可見，該國法律對此也有明確的引導性規范，拾金不昧在現今日本已經蔚然成風。

　　物權法草案應當明確國家提倡拾金不昧的傳統美德，即便要對索取酬金問題做出規定，也應當是限制性、補救性的，如此才不致使人們現有的道德價值觀念走向退步。(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