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李文——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和臺大校花王尚勤的非婚生女，2002年底由美國回國內生活。在國內一年多，投訴百余次，嗜“罵”個性猶勝其父。

　　任何積習被改變，時代被推動，往往都來自在當時常態下顯得過激出格的行為。從這點上說，習慣沉默的國人又暗自期待更多的李文們的出現

　　本刊記者/丁塵馨

　　這是一場有意張揚的官司。

　　2月12日，北京高級住宅區嘉浩別墅的租戶李文，狀告其別墅物業——北京盟科置業有限公司，理由是對方單方違約和未盡義務。這場看似極為普通的小官司由于原告的特殊而變得不簡單。

　　這是因為李文的身份——臺灣知名作家李敖的女兒。

　　自2002年12月25日，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李文來到北京生活，隨后一年多，李文因對物業不滿先后搬了四次家：香江花園(月租1800美金)、名都園(月租1800美金)、北京國際俱樂部酒店公寓(月租3000美金)、嘉浩別墅區(月租1300美金)，期間投訴100余起，投訴內容主要是無法忍受鄰居玩具擋道、噪音太大、雞鳴狗叫和內衣外晾、草地種菜等行為，并因“干擾自己正常生活”屢屢投訴于物業，又因物業無法達到其要求而頻頻搬家。

　　在新書《我和李敖一起罵》中，李文把小區中令她不滿的事情一一羅列，居然收效甚佳——一些投訴得以解決。也由于此，2月10日，李文所在的嘉浩園區物業突然向其發出“逐客令”，以李文“給整個園區的生活造成極壞的影響”為由，要求李文搬離小區，否則將予以斷水斷電。這也導致李文將物業拉上公堂。她同時表示，自己是一個很守約的人，合同不到期她不會隨便搬家。

　　如此數量的投訴，是否內容太過于瑣碎？曾旅居美國的學者梁小燕認為，李文一連串行為的背后有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因素，也有國家間不同的制度及李文獨特的個性等因素。而在很多中國人眼里，這個唐·吉訶德似的人，是在試圖以西方人嚴謹規范的生活標準，用沒有長矛的雙手和智力，近乎徒勞地抗爭中國的不良積習，她是否用力過猛或干脆沒有必要？

　　2月21日，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這個令許多人且愛且厭，又讓人好奇的女子。

　　李文所住的那棟紅色小樓，在整個別墅區的邊上，就如它主人現時的處境。

　　很遠就能看見那個貼在窗戶上示眾的標語——“文明人住文明公寓”。大門處，左右各張貼著警示路人和激勵自己的字條，其中一張赫然寫著“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寫給李敖，以此兩句勉勵偉大的李文”。抬手門鈴按鈕邊，一行黑字，“只需按一次”。

　　應聲而出的李文麻利地引入我們，套上鞋套后，記者進入了這個不允許有任何干擾的“領地”。李文先帶我們逐一參觀了她的房間，在書房的小白板上，寫滿了李文用來激勵自己堅持下去的名言，她說，每天她都會念上好幾遍。

　　“養雞養狗這種事情在美國、特別是這種給外國人蓋的國際別墅區里，是不可思議的”

　　新聞周刊：為什么前三次看不慣物業你都搬走了，這一次這么堅持？

　　李文：前三次他們承認錯了，但還是做不到，達不到我提的要求，然后跟我講，定金還給我。這樣我也高興，畢竟他認錯了。

　　可是，就這一次我搞慘了。要趕我走，還威脅說要斷水斷電。

　　新聞周刊：有人指出你用DV拍攝別人家的隱私，同樣是違法的。

　　李文：我可以拍，我今天拍他臥室都可以，只要不公開。我拍他是為什么，就是拍他的證據。要是沒有這些證據的話，你們媒體會登嗎，會幫我嗎？

　　新聞周刊：可是在中國，有一個說法是“入鄉隨俗”。甚至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都接受了中國人的一些習慣。

　　李文：我覺得來中國的有兩種外國人，一種是yellow fever(黃色的病態)，他們對黃皮膚的中國人很著迷，他們真的很喜歡中國文化，所以他們不會去批評它；另外一種相對高層的人，就像是住在這的外國人，像摩托羅拉、IBM的高級管理人員，公司提供免費司機、免費阿姨、免費學校，享受這樣的待遇他們何必抱怨呢？

　　就算不滿，他們有時間投訴嗎？

　　新聞周刊：在美國你也這樣罵？

　　李文：在美國罵得最兇。

　　新聞周刊：也是惡劣的環境讓你不能忍受？

　　李文：在美國投訴效率高，有的一分鐘就解決了。同時它有很多投訴熱線，他們的物業管理也沒有那么糟糕。比如說養雞養狗這種事情，在美國、特別是這種給外國人蓋的國際別墅區里，是不可思議的。

　　新聞周刊：在美國你會通過什么途徑？

　　李文：我會找物業部，我付錢給物業，他就該去做這個事情。

　　新聞周刊：你是否是在用美國人的思維做中國的事情？

　　李文：不對。我不太喜歡人家講這是文化差異，我就事論事，我每月花1300美元的租金，每天早上5點鐘就“咕咕咕”地聽見雞叫；好不容易天亮雞不叫了，6點多鐘，狗又開始叫了；這還沒完，物業的員工開始上班，接著在路邊喊，“哎呀，我們今天要辦什么公；你家那個女的怎么樣啦，老媽子怎么樣……”

　　我想你也不希望看到這些。

　　“可能是一千萬中國人里頭才會有一個人站出來，可是我覺得該做的事一定要做”

　　新聞周刊：關于你維權的報道和新書幾乎同時出來，所以有人覺得，這是……

　　李文：炒作？我知道你想問是不是炒作。我是覺得，第一，正面的炒作不是個壞事。要不大家都麻痹在這個爛攤子里面，永遠不想去fight for(抗爭)自己的權利。如果他們看到李文這么做了，也許有0.1%的人說，“好吧，我們支持她，我們可以站出來。”

　　就算我利用爸爸，So what？(那又怎么樣？)父母就是給小孩利用的嘛。

　　新聞周刊：你想改變什么？人的習性，還是不夠合理的制度?

　　李文：我覺得人的行為是最重要的。

　　當然這種行為不是我一個小小的李文能改的。不過我覺得這個新聞炒大一點的話，會有幫助——更多的人看，我想應該會產生不小的力量。至少有一個開始。

　　以后我還希望跟教育部門談一談，因為沒有知名度沒有人會理你。我覺得應該要培養小孩，從課本、老師開始，教一些禮節、道德和為人處世方面的知識。

　　新聞周刊：你這個工程好大。

　　李文：是很大，不過當初我來的時候，我已經選擇這條路了。我放棄美國的太多東西，特別是環境。

　　所以我想，以后有機會和教育部的人聊聊天，看能不能有所作為，比如消費者基金會，我可以做他們的形象代表——免費的我也做。因為這事情不能停，不能說一炒熱就不管它了。

　　(在美國，李文做了15年的教書工作，主要是教在美國的內地、香港人，或外國人第二語言——中文是他們的第二語言。

　　回北京后，她買了好幾本關于消費者權益的書和案例，中文她看不太懂，但是她談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正慢慢地學)

　　新聞周刊：但是靠你一個人的力量，可能嗎？

　　李文：不可能。所以特別累。我知道我一個人打不了這個仗，所以我把這個新聞炒得這么大，就是讓媒體幫著我一起做。

　　我相信，今天如果我沒有新聞點，不是李敖的女兒，也不是美國回來的博士的話，我們也許沒有可能見面。

　　再者，我希望能改進北京人——我也知道很難。不過至少讓他們看看，我李文至少在試。

　　很多人對我說，“我們是個小公民、小農民，沒這種膽量，但我們很欣賞你的個性，都希望有你這種人”。看到這些鼓勵的信，雖然累一點，但是我覺得可以做下去。

　　新聞周刊：有人把你稱作是“美國來的王海”。

　　李文：我對他不是很了解。王海跟我的性質不太一樣，他是有利潤的，我現在一個錢都拿不到。

　　前兩天我律師問了我同樣的問題，他說，“李文，你做這么多的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的北京人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他們覺得我不可思議。

　　可能一億人就我一人這樣，我就是這樣子的嘛。

　　(說到這，李文突然起身徑直走到廚房，對做鐘點工的阿姨說，“阿姨，你的窗戶沒開，你又忘記了對不對？窗戶一定要打開，我都聞到油煙的味道了。謝謝。”回座后，她解釋自己最怕油的味道)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個性，假如今天是我媽媽好朋友的女兒(有這些問題)，我也會投訴”

　　新聞周刊：如果你把這個標準降低一點，也許大家都會開心一些，你也不會這么累。

　　李文：你看我給自己寫的名言，“一個人不能compromise your principle(妥協你的原則)，”否則，我可能就會離開這個地方，因為我知道我在退步。

　　有人說，李文你寬容一點，溫柔一點。其實我平時很溫柔的，今天我們這么短的時間，你沒看到我溫柔一面。

　　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職責)，我爸爸的工作就是和黑暗的政治抗爭到底，我的雪橇狗的工作就是雪中送炭，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抱不平。

　　新聞周刊：會不會是你對外界過于敏感了？

　　李文：也有可能，我是缺乏安全感。

　　我是一個沒有父母陪伴長大的孩子，也沒有兄弟姐妹，無形中，我會保護我自己。當你只有一個人的話，你會自然有一個shell(外殼)擋在前面，我相信你們任何一個人如果在我這個處境的話，也許會更加保護自己。

　　新聞周刊：在你這100多起投訴中，絕大部分還是輸了。你還會繼續嗎？

　　李文：可能爸爸的書你看的不夠多。如果我今天在非洲、在美國，我也照樣罵。只要是侵犯到我的環境，使我不能睡覺、寫書、教書的時候，我一定要反抗。我的力量只能守住我的小房子，抗爭像物業這樣最靠近我的事情。

　　新聞周刊：人的抗爭是為結果服務的？

　　李文：這個不一定哦。當你去看一場球賽的時候，你還沒看我就告訴你結果那是什么感覺？

　　我爸爸很多事情也沒有成功，我不能為沒有成功就放棄，我就認命，對不對？大家都不會去改進，那怎么辦？

　　“利用一下爸爸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新聞周刊：你這樣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你是李敖的女兒嗎？

　　李文：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一是我自己的個性；另外，我是中國人，我要幫助中國人(學會抗爭)；他們需要我的幫助，精神上的幫助。這些加起來，就變成我今天這個人。

　　新聞周刊：這樣的“精神慰藉”能起什么作用呢？

　　李文：總比沒有好吧。下一步他們就可以說，我不能再拖下去，也許他們就會采取行動了，想李文可以做到，我們也可以做到。

　　新聞周刊：你書上提到，爸爸為了愛護你，曾經勸你不要去投訴，你沒有聽他的？

　　李文：不聽。他也知道我的個性，我要投訴就讓我投訴。

　　我也在學習，我可能也需要改變。也許我做的方式不太對，不過我有我的方法。

　　新聞周刊：你在很多地方都提到爸爸李敖，你似乎愿意生活在他的影子下？或者你愿意別人叫你“女李敖”？

　　李文：我覺得有他沒有他都可以。有他有利，因為支持我的人有四分之一是支持爸爸，再支持我。而要把這件事情炒作得熱鬧一點的話，利用一下爸爸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我自認我是individual(一個獨立的個體)，我是李文，我在美國過了30年的生活，沒有人知道我是李敖的女兒，我照樣過得很好。

　　我當然以爸爸為驕傲，可是我也是一個40歲的獨立的女性。

　　茅于軾說過一句話，“道德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還沒有結束……很多情況下，做好人的變成大傻瓜。這好比在紅綠燈下，很多人闖紅燈，那些少數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則成了‘傻瓜’。可正因為這群傻瓜，我們的道德才不致垮掉。”李文說自己愿意做那個紅綠燈下的傻瓜。

　　2月21日下午，李文再次收到嘉浩園區物業公司電子郵件發出的“驅逐令”，理由是“您運用媒體大肆炒作……給我們正常工作帶來不便……無論如何，業主、園區的其他住戶和物業工作人員都不歡迎您繼續住在這里……”

　　2月23日上午，李文接到物業老總的親自“問候”，“請你趕快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