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聯書店出版的《回家》(王俊杰主編)一書。該書是依據新近榮獲第17屆全國電視“星光獎”文藝專題一等獎和優秀欄目獎的大型文化紀實節目《回家》而精選編輯的同名電視文學叢書。
章含之，1935年生于上海。1960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研究生班。1971年調入外交部，曾出席聯合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副代表。1983年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常務理事。1987年調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國際部主任，1990年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國際部主任。章含之與丈夫喬冠華(前外交部長)一起，曾活躍在聯合國的外交舞臺上，參與中美建交會談、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動，是20世紀70年代我國杰出的外交官之一。80年代以來，章含之積極投身于促進中國在農村發展和宏觀經濟研究方面的國際交流活動。出版有《我與喬冠華》、《那隨風飄去的歲月》、《憶主席、憶父親、憶冠華》、《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四部著作。
這里講述一個發生在北京史家胡同51號的故事，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女人的故事。有人曾經把這個女子稱作上海最后一位名媛。
這就是我們的主人公章含之，這些追逐的目光不僅僅是因為她是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動家章士釗的女兒，而更是因為她傳奇般的身世，她28歲成為毛澤東的英文老師，36歲嫁給中國前外交部長喬冠華。
章含之：總督孫女，總長女兒，主席老師，外長夫人，我這人的一輩子，想干的事一件沒干成，不想干的事都發生了，你說你得的多還是失的多。從外人來說肯定說我得到的多，那么我需要不需要這些得到呢？這些事情一輩子也說不清楚。人生中得和失，能夠追問的恐怕只有時間了。
章含之出生八個月后，她的生母、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女售貨員就決定拋棄這個女孩。
章含之：我實際上是個私生子，我的生父要這個孩子，我的生母就不給。她沒有辦法對付這個權勢大的家庭，就要把孩子送給下支腳的黃包車夫。這可能是一個弱女子在當時惟一的反抗辦法。律師出來調停，最后這個律師也蠻有意思，沒法調停，說干脆給我得了。就這么簡單，他就把我要過去了。
這個律師就是章士釗。憑借章士釗當時在上海的聲望和地位，這個小女孩能夠進入這樣的大戶人家成為養女，幾乎是理所當然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章含之：我實際上是背叛他的一代人。1962年的時候，當時我不是幫主席學英文嗎，毛主席有幾次問到我，父親怎么樣？我就覺得他怎么對他那么好。后來有一次他就問我，你對父親怎么看，我當時根本沒怎么考慮：“他嘛，他是舊官僚。我是共產黨員，我跟他是完全兩個不同的階級，跟他劃清界線。”毛主席就說：“你說得倒是容易，劃清界線，你劃什么界線？”“兩個不同階級嘛！他代表剝削階級。”他說：“他剝削誰了？”我說：“他那階級就是剝削階級。”后來主席就說：“你參加共產黨，挖了你父親的墻角，我們很歡迎。不過你也不能沒有任何根據地，就跟他劃清界線。”他說：“你要跟他劃清界線，你就得先知道他的歷史，這樣你才去跟他劃什么界線去，你知道不知道，他一生做了多少事情？”我當時就傻了，那時候我30歲都不到。我說：“他做了什么，他不是給段祺瑞當教育部長，然后又跟魯迅吵架嗎？”
……這兒還保留著原來的面貌。這個是主要的客廳了。1949年我們就要離開上海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張照片就在這個臺階上照的，我父親、我母親坐在中間，我們全家，我的堂哥堂姐，我站在中間。照片里面，現在恐怕只剩下兩個人了。這邊是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他在這里接了很多很多的案子。國共最后一次和談的時候，南京方面提的名單，共產黨都不同意，后來李宗仁專門到上海來拜訪我父親，也在這所房子里頭，請我父親出山，參加和談的代表團。
他和我基本上很少有交流，所以我們之間的隔閡存在了很長很長的時期。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敬而遠之，特別的不能親近。他也從來沒有更多的話跟我說。就有一次問我將來想干什么，我當時特別特別地喜歡演戲，我就告訴他我將來想演戲，他就生氣了。他告訴我說，章家的門里不出戲子。你要是演戲，你就不是章家門里的人。你好好讀書，將來我送你出去留學。當時我特受打擊，憑什么不讓我演戲？演戲怎么了？所以好多事就更不跟他說了，覺得他特別不近人情。可能因為從小就沒有這種感情，后來入團、接近革命以后，我一下就跟他劃清界線。
小樓里的日子，少女章含之曾經把它描摹成很寂寞很寂寞的一段時光，不過她很快又跟隨他的父親章士釗，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新的世界。
1949年，章含之的父親、民主人士章士釗，讓毛澤東從香港請到了開國大典的城樓上。他們的家也搬到了象征著地位和榮耀的北京史家胡同51號。
章含之：1950年的時候吧，懷仁堂有個國慶招待會，我因為父親的關系去了。后來主席看見這些孩子，就說“江青你把這些孩子帶到花園里玩去吧，她們跟我們大人在一起沒意思”。后來一幫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跟著江青到中南海的花園里去玩。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主席。
第二次就是1962年的時候，他過70歲生日，請了四個湖南的老鄉，我跟我父親去的，我已經大學畢業，開始教書了。主席就說那你也教我英文好嗎，我嚇壞了，我說我哪敢呀。他說英文嘛你是可以當我老師的。
我沒想到第二個星期，他的秘書就給我打電話到黨委，說主席跟我說好的，教他英文，叫我星期天就去。后來就是1963年，主席說我的英文學不了了，黨內出現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給你兩句話：要你經風雨見世面，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憂來明日愁。
一下子就四年，四年里我就去經風雨見世面去了。象牙塔沒了，一切都沒有了，都變化了。我覺得必須得回家，覺得只有家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沒想到也不安全。那天晚上造了反了。那天我覺得我必須陪著我的父親和我媽媽。結果所有人里父親最鎮靜，他說你們不必這樣。他當時還說了一句，說這是國家有難。然后我們就扶他到床上。紅衛兵走了以后，歇了一陣兒，他閉著眼睛養神，我們都特別特別害怕，之后他起來就給主席寫信，這是第一封給主席寫的信。結果第二天主席就批下來了：章士釗要保護。然后周總理借著這封信就在我父親這封信上開了二十多人的名單吧。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郭老，就借我父親這封信，都要保護起來。第二天這些人全都給接走了。
我從來沒有覺得這個家對我意味有多大，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劃清界線。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才覺得這里是個避風港。就在這樣大動蕩的時候，看我父親，我覺得他有很多東西特別不容易。
1973年5月25日，一架專機把92歲的章士釗送到了香港，名為“探望夫人”，實際上92歲高齡的章士釗身負恢復與臺灣和談的重任，一個月后章士釗病逝香港。
章含之在她的自傳中曾經這樣寫道：也許我的父親一生始終沒有真正找到能夠理解他的知音。我以為我在父親晚年的時候已經開始接近他的內心世界了，可是，我甚至還來不及問他當年為什么要收養一個被親生父母拋棄的女孩，那時候我們總是太忙了，忙于自己的事。
1970年，章含之突然再次接到了毛主席的電話。
章含之：主席第一句話就問我，我的章老師，這些年來你經風雨了沒有？見世面沒有？我當時都傻了，我說主席你還記得這句話。那是四年前告訴我的。我說見了一點，也不能說見得太多。毛主席突然跟我說，你這女同志又能說又能寫，就說了這番話，就叫我到外交部去。
1971年的時候，章含之堅定地做出了第二次婚姻的選擇，嫁給了比她大22歲的喬冠華，這個選擇在當年引起了軒然大波。于是章含之得到的耀眼光彩使她迅速成為了一個公眾人物，但是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愛情似乎不可能跨越22年的年齡差距，因為在那個時候，這個中國第一流外交家頭上的光環過于炫目，即便他正承受著失去第一位妻子的痛苦。
章含之：叱咤風云的喬冠華已經為很多人所熟悉，特別是他在聯合國的大笑那張照片。雕塑家錢紹武先生也是借鑒那張照片做出來的一個創意。那些照片，那些時代，都是喬冠華事業頂峰的時代，都是他叱咤風云、光輝的時代。
我上海的朋友林華，她說你與喬冠華在十年里頭大部分的時間是苦難，那么你們共患難的時候，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你？林華跟我說——她是很尖銳的人——生活有時候是很殘酷的，有的男人在失去了權力之后，就失去了魅力，甚至有的會變得很委瑣，你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他本來一直在世界的頂峰上，他不僅是在中國，在世界上他可以說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間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獄，這種經歷不是常人所能夠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難中，他不僅失去了權力，被人誤解，而且受著癌癥的痛苦。可是大家看一看，他在那七年里的照片，沒有一張照片會顯得他失落，沒有一張照片顯得他悲傷。相反的在那七年的苦難中，他仍然笑得那樣的自然，那樣的自信，那樣的燦爛！
章含之曾經說，假若當年我們只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20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時光。
可是當我們兩人終于劫后余生回到史家胡同51號的時候，喬冠華已經是癌癥晚期，他留給我一生的愛情僅僅只有五年的時光。1971-1983這短短12年，大概很少有人像我這樣經歷了從天堂到煉獄。最后我失去了一切……
章含之：20年前我做了一個承諾。那是他彌留的最后一個晚上，正好是中秋之夜，我覺得他要說很多的話，但是說不出來了。我買了一塊月餅放在他的嘴邊上，我說今天是中秋節，你嘗嘗。后來他想說話可是說不出來。我就說你不要說了，所有一切我都知道，你沒有做完的事我會替你做，你沒有說完的話我會替你說。就是這個承諾使得我走了20年。去年的中秋節正好和老喬去世的中秋節是同一天，大概只有我自己記得那一天——21號的晚上，我沒有敢在家里過，跑到鄉下的一個房子過，想起那年的中秋節，感到很欣慰。我走了20年，把我的承諾基本上完成了。今天老喬塑像的完成也標志著我這段路走完了，我已經讓這么多的人了解喬冠華，讓真實的喬冠華展示在人民面前，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當然這20年不是太容易過來的，從黑發走到白發，我也可以有別的生活選擇，我也可以逃避現實遠走異國他鄉，但是就是這一份愛的承諾，讓我整整地走了20年。也有朋友問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愛是不可以后悔的。
來源：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