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主持：廉淑
●嘉賓：程恩富(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主持人：上周《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出爐，明星最為敏感的年度收入被直接公布，并作為其中“最重要的評價指標”，上榜人士多為體育娛樂界明星，名單一經發布，有人歡喜有人愁，再度引發公眾對財富榜現象的關注。您怎么看待富豪和富豪榜？
程恩富：富豪榜或財富榜反映的是社會單個成員擁有可用貨幣衡量的財富最多者的變動狀態。它應當建立在信息準確的基礎上，可是，由于中國在個人申報和社會統計等方面存在信息失真問題，因而這一排行經常受到非議，或是有人覺得夸大了自己的財富，可能會引起稅務等部門的檢查，或是有人覺得縮小了自己的財富，沒有擠進富豪榜而產生應有的名人效應。所以，以前富豪榜存在某些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今后必須進一步注重準確性。同時應看到，除了可用貨幣衡量的個人和社會財富之外，還有環境(生態)財富和難以用貨幣計量的精神財富，這是我們常常忽視的。
主持人：更多富人被披露出來，對社會起到的又是怎樣的作用？
程恩富：我覺得人們關注財富很正常。如果財富是通過智慧、合法經營和勤奮勞動得到的，那么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把一個人擁有財富的數量看作這個人能力的物化指標，他擁有很多財富是值得尊敬的。之所以仇富，可能是因為一些富人的財富取之無道，用之無道，或者人們對機會的不公感到不平。現在需要迫切解決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解決不義之財的問題，一個是富人如何幫助窮人的問題。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合法地擁有財富是好東西，大家都應該光明正大地追求，讓生活過得好一些。當別人過得比自己好的時候，對自己應該是一種激勵，應該去模仿，使自己的生活更好。財富可以是一個好仆人。我認為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很好，公眾、政府、商界和學界都需要這一信息，以便了解和研究社會這個變動中的階層和群體。如果這些富人合法致富的傳奇經歷能夠被大眾所接受、效仿，也是一件好事。透過關于財富榜的種種爭論，我們看到的分明是一個走向復興大國的國民重新調整校正的財富心態。
主持人：在有些國家，簡單擁有財富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能獲得社會尊敬。據統計，美國許多富翁就愿意花一筆相當數目的錢去擔任駐小國的大使，以獲得社會地位。
程恩富：許多企業家或富人進行社會資本的投資更多的是為了獲得社會聲望，而主要不是靠社會聲望來賺錢。當然我不否認，一些處于上升期的企業希望通過好的社會聲望來獲得公眾的信任，以便利自己的經營活動。但對于某些富人來說，他只是需要社會聲望，單純的財富已不能滿足他對馬斯洛所提出的全部五個層次的需求。他希望贏得社會尊敬，實現他創造物質財富以外的其他的理想、抱負。搞慈善活動是他獲得這種尊敬的一個主要的途徑。
我不愿意把富人慈善事業本身單純理解成一種慈善，我倒覺得這是一種交易，是金錢與社會聲望的交換。這時，大眾是這筆錢的受惠者，也是社會聲望的供應者。我們不去評判富人從事社會公益活動的目的的合理性，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交易成了社會財富再次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社會給了使這種交易可以順利進行的環境，使它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讓這種社會聲望的交易成為調節社會矛盾的一種內生變量，使社會關系更加平和。我們國家慈善事業不多，個人搞的公益事業不普遍，因為我們現在處在社會轉型期或者說改革的摸索階段，制度、政策的變動比較大，有不確定性，此外，富人在人數和富裕程度上還處于初級階段，又大都處于中青年時期。不光富人，窮人生活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有些富人的進取心和素質也不具有持續性，往往今朝有酒今朝醉。這里面有多種原因，不能簡單地說中國富人比國外富人道德水平低。我國的大富豪余彭年決定通過法律程序將個人數十億全部財產無償捐獻給社會而不是留給子女，就是值得大力表彰的。
主持人：值得注意的是，與財富的增長、富人的出現相伴而來一些其他的社會問題。曾上《福布斯》榜的幾個人就被先后牽涉出經濟問題。
程恩富：這里的關鍵還在于富人本身的行為，即財富是怎么來的和怎么用的，假如在這兩方面出過問題，那么，有一部分遲早會被曝光的，社會公眾也會有非議。這種暴露和解決，對于凈化富人隊伍和重新確立富人的良好形象是有積極作用的，而對于一貫遵紀守法的富人來說，則心態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財富的增長是國家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內容。大家都認為1840年的中國很差，民不聊生。事實上，當時中國GDP占全球的28%，現在美國的GDP只占全球24%。中國那時很富有，但是富而不強。這就給現在的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避免將來富而不強的悲劇？如果富沒有使絕大多數民眾福利水平提高，那么，這種富有就不是一個健康的富有。一個非常好的國家應該讓大多數人都能從經濟財富的積累當中分享到好處。民富國弱或國富民窮都不是理想狀態，只有民富國強才是社會主義大國的奮斗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其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來源：《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