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中國各級政府更加重視艾滋病問題的同時，一些民間艾滋病公益組織的生存空間卻日益壓縮。在公共事務領域，政府作為與民間力量，應如何共存？

　　另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大約有四萬至五萬名艾滋病孤兒，預計到2010年，這個數字將增加為15萬人，若艾滋病蔓延未獲有效控制，該數字則會升高至25萬人

　　歲末年初，朱進忠和他的艾滋孤兒院“關愛之家”的52名艾滋孤兒的知名度在國內外達到了頂點，他們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頻頻露面，得到了社會關注，也得到了他們渴望已久的巨額捐款。但是，在這筆巨款到達他們所在的柘城縣的同時，“關愛之家”卻被迫關閉了。

　　朱進忠與艾滋孤兒困境

　　朱進忠是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雙廟村的村民，他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在1994～1995年的賣血風潮中，柘城縣不少農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從1997年開始，朱進忠所在的雙廟村陸續有400多人染病，迄今有140多人死亡。有些家庭更是夫妻雙雙去世，留下大量艾滋孤兒。這些孤兒喪失生活來源，失學在家，生活無著。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大約有四萬至五萬名艾滋病孤兒，預計到2010年，這個數字將增加為15萬人，若艾滋病蔓延未獲有效控制，則會升高至25萬人。

　　艾滋孤兒的命運在近兩年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不少民間機構或個人紛紛伸出手，以各種方式幫助這些孩子。

　　朱進忠是在2000年被檢測出感染艾滋病的。但絕癥并沒有使他絕望，反而使他萌發了在有生之年幫助其他不幸者的念頭。

　　經過兩年多的籌劃，朱進忠在自家的兩層小磚樓辦起了“關愛之家”，收留艾滋孤兒。至被關閉時，朱進忠已經收留了52名艾滋孤兒，年齡從6歲到14歲。

　　據了解，“關愛之家”最初是在一名南方志愿者的資助下于去年2月成立的。但到去年底，由于原來的捐助來源斷絕，“關愛之家”一度難以為繼。

　　據媒體報道，朱進忠也曾經向當地有關部門求助過，但這些部門以私人孤兒院不在管理范圍拒絕了他的請求；他也曾為孤兒聯系過新的家庭，但又有謠言說他倒賣兒童，等到派出所調查清楚辟謠后又錯過了領養時機。

　　去年年底，在彈盡糧絕之際，他來到北京求援。在被各大媒體報道之后，“關愛之家”引起社會關注，不少機構和個人為此捐贈了大量錢物。

　　但是，就在朱進忠的“關愛之家”處境開始好轉、并逐步走向正軌之時，卻在2004年1月29日被當地政府關閉了。

　　禍起百萬捐款？

　　“關愛之家”領導小組成員、雙廟村村民朱瑞啟向記者介紹，在中央電視臺11月20日和12月1日分別對朱進忠和“關愛之家”進行報道后，2003年12月11日，中央電視臺與商丘市民政局簽訂了捐贈協議，將募來的105萬元捐贈給“由朱進忠撫養的52名艾滋孤兒”，這些孤兒將每人每月得到150元的生活費。除此之外，“關愛之家”還得到了約34萬元的其他捐助。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在協議簽訂沒多久，柘城縣民政局就開始在距離雙廟村50里外的孟莊村修建孤兒院，取名“陽光家園”。孤兒院修建的速度非常快，“只用了18天就建好了。”看到政府開始重視艾滋孤兒問題，村民們暗自高興。

　　但是接下來，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從2004年1月中旬，就不斷有柘城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來到雙廟村，要求朱進忠解散“關愛之家”，并將孤兒送到政府的“陽光家園”。

　　政府的這個決定讓村民們不能理解：“柘城的艾滋孤兒又不是只有朱進忠這里的52人，政府修了孤兒院可以收留其他更多的孩子，為什么非要盯著這52個孩子？”

　　村民們的疑惑并沒有得到及時的解答，1月29日，政府還是派車將孩子接走了。一位在場的村民告訴記者，當時孩子們苦苦哀求不愿上車，有些甚至跪地大哭，不愿起身。但是這些最終都沒起到作用。“他們(政府的人)要求朱進忠不要再開伙(做飯)，孩子們沒有飯吃，自然就散了。”共有38名孤兒轉到“陽光家園”，另外14人因本人或親人不愿去，四散回家了。

　　政府興建“陽光家園”的時間恰恰處于中央電視臺的捐款前后，并且孤兒院點名要收留“關愛之家”的52名孤兒，因此很多村民們認為，這并非巧合。他們說，政府此次關閉“關愛之家”就是為了要爭奪105萬元捐款的控制權。“這些錢是指名捐給52個孩子的，孩子到了哪里，錢也就到了哪里。”一位村民對記者說。

　　據朱進忠稱，“關愛之家”關閉后，剩余的34萬元捐款也被縣里要求上交到縣政府綜合管理辦公室。

　　村民們的不滿還在于探視不便以及對孩子處境的擔心。在雙廟村采訪時，記者碰到剛剛從“陽光家園”看望孩子歸來的吉秀珍。吉秀珍今年40歲，丈夫因艾滋病去世，自己也是感染者，家里幾乎沒有收入來源。吉有3個孩子，大兒子剛滿15歲，已經外出打工，另外兩個孩子原先在朱進忠那里，農歷年前，不少政府人員要求她把孩子送到“陽光家園”去，“正月十一，我外出不在家，等回到家里發現孩子已經被接走了。”吉還告訴記者，現在要看望一次孩子不但要跑幾十里路，還經常因為那里嚴格的探視制度而見不到孩子。

　　“形象工程”與孤兒意愿

　　1月7日，記者來到“陽光家園”孤兒院。“陽光家園”設立在距離柘城縣縣城大約5公里的一片開闊地帶，四周由近兩米的圍墻圈出大約30畝地的區域。院內已經建好了四排平房。施工人員告訴記者，這些房子“使用的是組合材料，修起來非常快。”

　　柘城縣民政局副局長、“陽光家園”孤兒院院長楊家福告訴記者，這里目前已經收養了59名兒童，除“關愛之家”的38名外，另收養了其他村鎮的艾滋孤兒21名。孤兒院的設計規模最多可容納100名孤兒。

　　柘城縣民政局局長李金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堅決否認當地民間有關政府興建孤兒院是為了爭奪社會捐款的猜測。他向記者表示，柘城縣早在2003年初就有興建孤兒院的想法，但是迫于財政壓力一直沒有能力動手。自8月以來柘城縣又暴雨成災，在處理完災民安置工作之后,就將興建孤兒院安排上了議事日程。但他同時表示，中央電視臺的捐款對于修建孤兒院“是一個契機”，“促進政府下決心盡快修建這個孤兒院。”

　　“陽光之家”修建的背景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剛剛做出決定，要在艾滋病發病區建立孤兒院，今后所有艾滋病患者遺留的孤兒全部由當地民政部門收養。

　　李還承認柘城縣在救助艾滋孤兒的工作方面“速度有些落后”，但他表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檢測手段跟不上，對病人的情況不摸底。”

　　李金坡表示，省、市政府此次對柘城縣興建孤兒院非常重視，省政府專門撥款60萬元，市政府撥款50萬元，其他資金由縣政府籌措。李透露說，“陽光家園”目前已經投資180萬元，柘城縣還將孤兒院所需經費列入了財政預算。他表示，按照初步規劃，每個兒童每月的生活標準不低于200元，一年的服裝、生活用品等費用不低于600元，“孤兒們在這里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在李看來是樹立“政府正面形象”的“陽光家園”暫時還未得到受助孤兒們的認可。13歲的嚴進召(音)看起來十分瘦小，他用近乎大人的語氣告訴記者，在這里感受到的是“階級感”。當記者追問“階級感”是什么意思時，嚴進召說，原來在“關愛之家”，感覺大家就像一家人，“我稱呼朱進忠叔叔為爸爸，叫嬸嬸為媽媽，他們也像爸爸媽媽一樣關愛我，但是在這里我感覺只有上下級的關系。”

　　嚴進召還告訴記者，當聽到自己要被送到“陽光家園”的時候，自己和其他幾名小朋友一起跑到村后的橋洞里躲了兩天兩夜，但還是被找回來送到這里。

　　據記者了解，孤兒院制定了嚴格的門衛制度和探視制度。孩子們除了上學、洗澡不得走出孤兒院大門。親屬探訪只能三個月一次，每次不得超過半小時，且不能攜帶零食和零花錢。

　　艾滋民間組織的身份困境

　　柘城縣民政局局長李金坡表示，“關愛之家”之所以被關閉是因為其沒有相應的資質。“根據法律規定，要開辦這樣的民間福利機構必須到縣級以上民政部注冊，并得到批準。”

　　但朱進忠對于這個解釋卻覺得十分委屈，“我到民政部門注冊過多次，但就是得不到批準。申請民政部門派人到‘關愛之家’參與管理，也未獲得批準。”

　　實際上，在被當地政府關閉之前，“關愛之家”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成立了完全由村內志愿者組成的領導小組，并進行明確的分工。同時該村黨支部和村民小組代表還成立了監督小組對“關愛之家”進行監督。記者在“關愛之家”看到，墻壁上張貼著財務制度，每天收到的捐款數量以及來源可以在布告墻上進行公布。

　　“在這里工作的每一個人都是免費的志愿者，每一筆賬目都有清楚的記錄，我相信我們有能力把這件事情做好。”朱進忠說。

　　“關愛之家”并不是惟一一個被關閉的民間艾滋公益組織，河南省上蔡縣程東陽、程向陽兄弟開辦的艾滋孤兒學前班也在2004年1月被當地政府以“限期整改”的名義關閉。

　　據程向陽介紹，這個為艾滋孤兒免費提供學前教育的學校已經開辦2年多，并一直得到當地政府的默許，但在2004年1月11日，上蔡縣相關部門以“擅自辦學，設施簡陋，沒有操場，采光不足”為由關閉了這所學校。

　　據程向陽介紹，在“關愛學校”被關閉之時，還未畢業的學生有37人，現在除了8人轉入公立學校外，另外29個孩子輟學在家。

　　在河南，民間組織一直是介入艾滋病問題的重要力量。據記者了解，在河南省，類似“關愛之家”和“關愛學校”，以幫助艾滋孤兒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間相互協助的愛心組織有數十個。目前大多處于未能登記注冊的地位，生存前景并不樂觀。

　　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關注中國NGO組織的專家康曉光認為，這些民間組織盡管在現有的情況下沒有獲得合法身份，但是卻十分有存在的必要。

　　康曉光指出，扶危救困的服務是重要的社會公共產品，很難依靠市場力量解決，此時就需要政府或是社會機構的介入。而官辦機構與社會機構共存，形成良性的競爭協作關系，則是完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的有效手段。

　　國外在處理此類事務時，政府大多處于監管地位，由官辦機構和民間機構充分競爭，發揮兩者各自的優勢，從而使得救助資源得到最為優化的配置。如果單純由官辦機構壟斷公共服務，不但會降低服務效率，還會衍生資金浪費、腐敗等諸多問題。最為重要的是，無論哪種一家獨大的局面都是剝奪了被救助對象的選擇權。

　　康曉光認為，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在長期不作為的狀況之下刻意造成民間機構的違法狀態，則是典型的“權法合謀”。“要意識到這些民間機構都是協助政府工作的重要幫手，而不是相反。”康曉光強調說。

　　離開了朝夕相處的孩子們，朱進忠說自己心里空蕩蕩的。他表示只要政府同意，還希望能夠盡自己所能幫助更多的人，但是，如果沒有被批準，朱進忠就只能等待。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