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黃淮海平原南端的安徽省阜陽市，是一塊具有豐厚文化底蘊的土地。在這里，曾經涌現出老子、莊子、管仲等名人。歷史發展到今天，阜陽人民卻因為此地出了個巨貪王懷忠而倍感羞憤！

　　●王懷忠狂妄自大，自認為是“澤中蛟龍”，遲早要“終入大海作波濤”，實則是集各種惡習于一身的巨貪，被當地人稱為“王壞種”，并廣為流傳著這樣的預言：“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懷忠”。

　　●自認為分管過政法，懂法律的王懷忠，在得知黨組織在調查他的問題時，居然威脅那些給他行賄的人說：“反腐敗抓源頭就是抓你們這些行賄的人”，“我就是被關進十年也不會講一個字，你們講了我也不承認。”妄圖構建牢不可破的“同盟軍”，以此來對抗組織的調查，并籌資200多萬元送到北京，想“花錢免災”，妄想藉此“擺平”中央有關部門。然而，“多行不義必自斃”，盡管王懷忠機關算盡，但最終難逃正義法網。

　　●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指出：“必須繼續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要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對王懷忠案的徹查與審判，再次顯示了我們黨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的決心。

　　大較量 正義戰勝邪惡

　　時代潮涌，大浪淘沙。2003年底，反腐一線再傳捷報———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一審判處死刑。2004年1月15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一審對王懷忠的死刑判決。

　　王懷忠，安徽亳州人，1946年3月出生。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66年2月入黨。歷經幾十年的摸爬滾打，他從村里的記分員一步步走到了副省長的位置，期間曾經執掌過全國人口最多的地級市———阜陽市，任市委書記。歷史上的亳州曾出了一個善耍權謀的曹操，王懷忠也自稱是當代的“曹操”，阜陽有1300多萬人口，他就狂妄地吹噓：按人口比例，他就是世界第58位“總統”！他還自詡為“澤中蛟龍”，遲早要“終入大海作波濤”。隨著世界觀、價值觀和權力觀的蛻變，王懷忠一步步地走向了腐敗的深淵。

　　對于王懷忠涉嫌腐敗的問題，上級組織曾做過多次調查，但由于種種原因一時沒能深入下去。這使得王懷忠的氣焰更加囂張，他曾在大會上狂稱：“感謝紀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宣稱“阜陽是王家的天下”。

　　王懷忠就是這樣一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嚴重扭曲、蛻化變質的腐敗典型；一個政治野心膨脹、思想道德敗壞、作風專橫跋扈的“全方位腐敗”的典型！

　　上級專案組進駐的消息傳來，當地的老百姓奔走相告，歡呼：“紅旗飄飄利劍揚，中央紀委到阜陽”。查辦王懷忠案件的工作一展開，人民群眾就斷言：“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懷忠”；王懷忠案件一突破，群眾高興地說：“中央紀委終于為老百姓打死了一只很難打死的老虎，威懾了一批老鼠。”

　　經查，自1994年以來，王懷忠在任阜陽市主要領導和安徽省副省長期間，索取、收受賄賂共計517萬余元人民幣。共追繳王懷忠家庭財產總計人民幣1059.64萬元；首飾162件(套)等物品。王懷忠利用職務之便，為馬某、楊某、倪某等人在貸款、房地產開發、土地批租等方面謀取不法利益，多次索取、收受對方現金共計317萬元。且對其擁有的價值480余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尤為惡劣的是，2001年11月，王懷忠為了對抗組織的調查，向私營企業主一次索取200萬元，被冒充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騙子騙去120萬元。

　　正義戰勝邪惡的勝利之果來之不易，其中不知凝聚著多少辦案人員的辛勞、智慧和汗水。查辦王懷忠一案，再次顯示了我們黨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的決心。

　　200萬元賄款 揭開了蓋子

　　2000年，原安徽省阜陽市市長肖作新及其妻子被立案調查后，關于王懷忠腐敗問題的舉報信就開始紛紛“飛進”北京，送到了有關領導的案頭。中央紀委領導研究決定，借調查肖作新的問題，慎重地對王的問題進行初查。

　　調查中，與王懷忠關系很密切的所謂“鐵哥們”———7個民營企業主很快便進入了中央紀委專案組的視線。因為，安徽省紀委在調查肖作新案時即發現了這幾人有向肖作新行賄的問題，而且有的涉嫌偷稅。從這些人身上入手，可直接切入王懷忠受賄這一實質問題，盡快打開工作局面。但是這7個“重點人物”在阜陽社會關系復雜，和地方官員、機關干部甚至黑惡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走漏風聲，會給調查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

　　兵貴神速，經過精心策劃和嚴密部署，2000年11月，乘王懷忠出訪之機，專案組協調安徽省有關政法機關采取突然行動，以繼續查辦肖作新案件為名，將這7人在36小時內全部控制住，在48小時內將7家公司的賬目依法全部封存。

　　同這7個“重點人物”的談話工作，進行得異常艱苦。主要原因在于這些人對王懷忠抱有幻想，不相信他真的能“倒”。同時他們都得過王懷忠這樣那樣的“好處”，也曾給王懷忠送過錢，因此都抱著“死扛”的念頭。而對紀檢監察機關辦案方式與規律有較多了解的王懷忠，在得知中央紀委在調查他的問題的時候，表現出了極強的反調查能力，他四處打探消息，轉移贓款贓物，并給涉案人員洗腦，———什么“現在反腐敗抓源頭就是抓你們這些行賄的人”“中央紀委可能找你們，你們啥都不要講，講得越多對你們越不利。我就是擱在里面10年，一個字都不會講……”“行賄、受賄都一樣，你的嘴一定要嚴。行賄拉攏領導比受賄還要嚴重。”王懷忠還給涉案人員通風報信，教他們如何對付調查，甚至煽動被審查對象的家屬到專案組鬧事，并安排人搜集專案組的材料等。

　　針對以上情況，辦案人員及時調整了方案：各個擊破，打掉幻想，動之以情，曉以利害……這一有針對性的措施果然見效，案件自此打開缺口，形勢逐漸明朗。經過異常艱苦的工作，這7個“重點人物”中間的不少人，分別交待了給王懷忠行賄的犯罪事實，數額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

　　然而，與王懷忠關系最為密切的某集團總經理李洲就是不交待，調查一時陷入僵局。專案組發揮政策攻心的威力，經過反復較量，2001年1月4日，李的嘴終于被“撬”開了。一場妄圖以200萬元人民幣“擺平”中央有關部門的丑劇由此浮出水面……

　　原來，王懷忠得知專案組已經進駐安徽，對自己進行調查的消息后，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急不可待地籌劃著如何對付調查，妄想逃脫法紀的制裁。深知王懷忠處境的阜陽某科技開發公司經理張愛云放出風來：自己能找到“大人物”幫王懷忠“擺平此事”。

　　張愛云何許人？原來是個以科技開發為名，卻文化水準低下的慣騙。2003年8月，合肥市中院認定她以支付高息為誘餌，使用偽造的銀行存單等金融憑證，實施詐騙4起，詐得5280萬元，犯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對于張愛云的底細，王懷忠不是不知情。1997年，省里某機關服務公司曾被張詐騙30萬元，后來通過王懷忠追回了這筆款項。用王懷忠的話說，“錢是從張的裙子里翻出來的。”但是，此時“病急亂投醫”的王懷忠還是相信了張愛云的話。

　　張愛云介紹的“大人物”叫“陳思宇”，真名實姓為侯萬清，他哪里是向王懷忠自吹的“有特殊背景的名門之后”，更不認識辦案人員，而是一個專靠在社會上行騙為生的東北農民。在此之前，他曾騙得江蘇省徐州市原市委副書記陳耀南人民幣132萬元和4萬美元，但騙子的彌天大謊很快贏得了王懷忠的信任，馬上提出要“陳思宇”幫助解決四件事：一是從中央紀委索回舉報信；二是把被抓的個體戶都放了；三是調離安徽，到外省任職；四是將他的死對頭肖作新從嚴判決。“陳思宇”見發財的機會到了，壓抑住心頭的狂喜，當即將王懷忠所有的要求都答應了下來，并“明碼標價”：每辦成一件事收一百萬元人民幣，王懷忠也顧不得許多，一律無條件答應，并拿出1萬美元和10萬元人民幣作為見面禮交給了他們。

　　這一系列騙術，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騙子就是騙子，自有騙人的“高招”。三個騙子中的一個騙子的老婆是安徽人，道聽途說了不少有關王懷忠的腐敗行為。于是乎，騙子們便據此偽造了一封“舉報信”，打印后，在“舉報信”上用紅筆劃了幾道杠，模仿領導批示過的樣子，并將報上肖作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消息剪下來，也交給了王懷忠，謊稱這兩件事情已通過上層有關領導辦好了。王懷忠對此居然信以為真，答應了“陳思宇”等人200萬元的開價，并立即通知曾在自己手中得到大量不法利益的阜陽個體老板李洲盡快準備200萬元現金送過來。一心要向王懷忠“報恩”的李洲很快就籌集了200萬元，并派自己的手下楊某送到合肥，先交給張愛云等人120萬元，約好其余80萬元以后再支付。而這三個騙子拿到錢，還未來得及揮霍就“落網”了。

　　專案組緊緊抓住這一問題不放，由司法機關立即抓捕知情人楊某到案。不得已，楊某只好交待自己根據王懷忠的安排取錢送錢的經過。經中央紀委領導同志協調，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專案組派人分赴東北三省及西南地區展開千里追蹤，陸續將三個騙子抓獲。“陳思宇”被捕后，稱自己是“臺胞”，但在辦案人員面前，他寫不出一個繁體字，閩南話更是一竅不通，不得不尷尬地招認自己從事詐騙活動的事實。

　　王懷忠枉費心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經黨中央批準，中央紀委決定對王懷忠立案。

　　隨即，專案組從安徽、江蘇、山東、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紀檢監察機關及司法機關抽調精干力量，組成“407專案組”，并從北京、合肥、阜陽三條戰線上全面展開了對王懷忠的“圍剿”。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王懷忠終于坐在專案組面前，但他裝得很鎮定。自以為已經無懈可擊的他，居然在專案組替自己“表功”：“我非常感謝組織上曾經把1300萬人民交給我，這是對我最大的信任。這些年來，阜陽總的來說是經濟有進步，風氣有倒退，工作上搞得過高、過急、過快，超越了群眾的承受能力。有些事情喜歡一個人說了算，沒按程序辦，影響了其他同志的積極性，但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很嚴，對錢看得很輕，沒有拿過任何人一分錢。”

　　如此輕描淡寫，王懷忠倒成了一個頗有自知之明的“清官廉吏”了！專案組針對這種情況，及時調整辦案思路，轉移主攻方向。一方面將工作重點轉到外圍證據的調查上，另一方面抓緊調查王懷忠妻子韓桂榮收受賄賂的問題。鐵證面前，韓桂榮承認了與王懷忠共同收受他人巨額賄賂的問題，還交待了將家庭財產轉移到其四個妹妹家中的情況。

　　戰機難得，稍縱即逝。為防止王懷忠的家庭財產再次被轉移，專案組立即組織辦案人員連夜驅車400公里趕到亳州，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于凌晨5點鐘，同時對韓桂榮的四個妹妹家依法進行搜查，一舉查獲了所轉移的1000余萬元財產。

　　專案組針對王懷忠在阜陽劣跡昭彰，群眾對其恨之入骨的情況，又及時向社會公布了舉報電話和辦案地點，發動群眾，擴大案件線索。這一措施果然奏效，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收到群眾來信500余件、舉報電話200余次、接待群眾來訪100余人次，掌握了大量有價值的案件線索。

　　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在強大的政策攻勢和確鑿的證據面前，王懷忠不得不開口交待問題，第一輪就交待了收受1089人共計1000余萬元賄賂的問題。專案組在冷靜分析了王懷忠的交待與阜陽的實際情況后，結合案件的總體目標，及時報中央紀委領導，協調有關部門制定了特殊政策；凡涉案人員在規定期限內，能主動徹底講清向王懷忠等人送錢送物的問題，可依法減免處罰。這一政策的公布，使很多涉案人打消了顧慮。在規定期限內，共有50人主動交待了問題，僅阜陽市副市長王某一人就交出自己的違法所得170余萬元，阜陽市某房地產公司經理王某在政策感召下，主動從外省的躲藏地趕到阜陽辦案點投案自首。

　　在取得了扎實的戰果之后，辦案人員與王懷忠又展開了新一輪的較量。且戰且敗的王懷忠，雖然交待了一些問題，但還是死守著關鍵防線。他口口聲聲說“相信組織，實事求是，有啥說啥”，表示“要積極配合組織徹底交待問題，要竹筒倒豆子”。但他從沒有真正、徹底地交待自己的問題，始終以無賴的方式進行糾纏或兜圈子，經常出爾反爾：上午承認的問題下午就不認賬，剛交待的事情馬上就否認，用他的話說是“有竹筒沒豆子”。他甚至聲稱自己是“沒有受賄，沒有情人，在國內外沒有存款和有價證券”的“三無產品”，并揚言要將這“三無產品”賣到底。更為惡毒的是王懷忠狗急跳墻，不斷反誣專案組的工作，多次向有關部門領導寫信誣告專案組，企圖混淆視聽，轉移調查視線。

　　任何詭計也動搖不了黨組織的決心。在查辦案件期間，中央紀委領導多次親臨辦案前線指揮，與專案組的同志一起分析案情，并及時調整辦案方略，給辦案人員鼓勁，反復強調“王案時間長、難度大，案情復雜，越是在關鍵時刻越是要咬牙頂住，疲、厭、急的情緒都不能要，一定要堅持到底，將此案辦成鐵案，讓中央滿意，讓人民滿意”。

　　針對王懷忠對抗調查，拒不認罪的惡劣態度，中央紀委領導同志明確指出，不能指望王懷忠有悔罪表現，要做好王懷忠“零口供”定案的準備。證據扎實充分，是保證案件處理到位、辦成鐵案的重要條件。根據領導的批示，專案組的同志在固定證據方面下苦功夫，將證據牢牢“釘死”，事實證明這一招最為有效，即使是在后期王懷忠全面翻供的情況下，依然做到了鐵證如山。

　　經過2年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專案組在安徽省委、省紀委及政法機關的大力支持下，基本查清了王懷忠的問題。2002年10月14日，王懷忠被依法逮捕。“拔出蘿卜帶出泥”，王懷忠案的徹查，帶出了47起腐敗案件，涉案3億多元，查處了包括阜陽市原市長李某、阜陽市原副市長王某等在內的地廳級干部11人，縣處級干部12人。

　　讓我們來看看王懷忠腐敗的真面目吧。

　　假面具終于被剝去

　　王懷忠在擔任阜陽行署專員、地委書記、市委書記期間，有一項權力是他始終不能“放棄”的，就是土地出讓的決定權。他打著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旗號，濫用職權，違反規定拒絕實行招標拍賣，采用批條子、打招呼、簽字批示、以吃飯或主持會議協調等形式，直接干預土地出讓79宗。他“協調決定”的內容主要是，一味迎合開發商的意愿，隨意決定出讓土地的用途；不經評估隨意決定地價；以種種理由和借口，擅自減免土地出讓金和城市建設配套費；變相減免土地出讓金等。阜陽的很多私營開發商都是因為王懷忠的不法支持而在短時間內迅速暴富的。這樣的權錢交易使王懷忠和一些“老板”的關系密切到不分你我。難怪在王懷忠被調查期間，有人曾揚言“不惜傾家蕩產也要為王懷忠解難”。

　　王懷忠案中一個重要角色———楊曉明即在此列。1994年9月，時任阜陽飛龍皮革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的楊曉明，因涉嫌偷稅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王懷忠以其阜陽地委副書記、地區行政公署專員的身份“從中協調”，使楊曉明取保候審。為感謝王懷忠的幫助和希望今后得到更多的支持，楊曉明擇機給王懷忠送去6萬元。之后，王懷忠對楊曉明更加另眼相待，當楊提出收購飛龍公司時，王懷忠親自出馬給予“協調”，使楊曉明低價收購了阜陽制革廠和飛龍公司。1997年，在楊曉明的企業行將破產之際，王懷忠仍力排眾議，將阜陽市肉聯廠交由楊托管。據阜陽市一位副市長介紹，當時的肉聯廠尚有凈資產3800萬元，然而10個月后，當楊曉明將此廠歸還給阜陽市時，不僅原有資產流失殆盡，還新增債務2500萬元。這一進一出，阜陽市損失資金數千萬元，而楊曉明在上海、深圳的企業卻日見紅火。

　　王懷忠和原阜陽國貿大廈老板李洲的關系也是如此。1994年3月，以銀行職員身份下海的李洲提出開發阜陽最繁華的黃金地段，建設國貿大廈，王懷忠為其大開綠燈，不僅土地款分文不收，造成政府土地純收益流失400多萬元，還為其減免城市建設配套費、固定資產投資調節稅等713萬元。國貿大廈建成后，王懷忠更把它當作自己的“寶貝”。國貿大廈因有不法色情活動被查處，王親自打電話給公安局，要求為其“保駕護航”；李提出大門面臨城市干道，難以聚財，王便要求市城建部門在門前建一個噴泉，使道路不能通暢。正因為如此，當王懷忠“出事后”，李表現出了“哥們義氣”，要錢出錢，要力出力，在其被調查時，還企圖自殺以謝王懷忠。

　　原阜陽自來水公司經理倪超與王懷忠關系非同一般，倪為自己公司的利益不惜大額給王懷忠送錢，王也給倪超謀取了許多非法利益。1995年，倪超想在西湖風景規劃區征地經營公墓。而按政策規定，只有政府民政部門才可以管理經營公墓。倪超為了達到目的便去找王懷忠，王明知有政策規定，但還是違反規定，多次和有關部門打招呼，要求給予支持。有關單位先后假借民政部門名義為倪辦理了立項、規劃選址和征地手續，共征用農民集體土地144.49畝，其中占用耕地80畝。公墓建好后，名為民政部門管理經營，實為倪超等個人經營。國家明令個人不準經營公墓，而倪超卻通過經營公墓，迅速牟取暴利。

　　好大喜功 造孽深重

　　王懷忠經常說的一句話“數字報大點無關緊要，又不交稅，數字能鼓舞干勁”。

　　阜陽市計委在制定“九五”計劃時，曾提出GDP要增長13%的目標。但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懷忠覺得這個數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計委無奈調到15%，但仍達不到王的期望，計委只好第三次調整，即從15%提到18%，然而，再次遭到王的否決。最后，在和計委“討價還價”之后，王懷忠作了一些讓步，在會議上把阜陽“九五”期間經濟平均增長目標定為22%，而不是他理想中的28%。為了達到“目標”，王懷忠對上述指標逐級分解，層層加碼。各級政府為達到這個目標，采取財稅“空轉”的辦法，虛構納稅人，于是在蒙城縣出現了以“秦始皇、葉利欽、克林頓”等死人和外國人名字交稅的鬧劇。

　　王懷忠為了出“政績”，大肆搞工程上項目，經常是“只見奠基，不見竣工；只見剪彩，不見效益，只見投入，不見產出；只見投資，不見收效”，被民間稱為“三拍(拍腦袋創意、拍胸脯決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一個“國際性”的大機場，一個多星期才有一架飛機起落，平常只有鳥兒在飛；

　　———一個號稱“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只有兩只小老虎生活在那里；

　　王懷忠的政績工程———“大機場”，共耗資3.2億元，工程開工時，阜陽的工人、教師、農民每人被攤派了數百元的機場建設費。為了興建這個機場，王懷忠不知透支了阜陽多少財力。1994年王懷忠決定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養老虎和鱷魚，在折騰了3年之后，這個動物園也只有兩只小老虎。

　　王懷忠在阜陽搞的“形象工程”中，大電廠在其任內花掉的6000萬元資金，成了誰也理不清的“爛賬”；所謂“200萬頭黃牛產業化工程”，實際存欄量也就幾十萬頭，而一批“老板”則財運亨通。

　　王懷忠還嚴重違反規定，擅自簽批并支持、縱容有關部門變相吸收錄用干部達12602人，造成阜陽市干部人口嚴重失控、人員超編、后果嚴重，截至1999年，阜陽市市直機關超編46.5%，事業單位超編27.8%，王懷忠任阜陽市委書記期間，阜陽市委市政府正副秘書長最多時配23人。他違背黨的干部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濫用職權，獨斷專行，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甚至把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書記和組織部長找來，當場口述干部任命名單，并安排作為組織部意見提交書記辦公會。1998年12月，王懷忠一次提出了75名干部任命意見，讓組織部長作為組織部的意見向書記辦公會匯報，對有不同意見或考察明顯不合格的干部，仍強行安排。阜陽市原來兩個干部因和王懷忠個人關系密切，王一手安排他們任副市長，后來兩人均因受賄被立案查處。

　　前車之覆 再敲警鐘

　　王懷忠的所作所為，嚴重傷害了阜陽群眾的心，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法院依法判處其死刑，他是罪有應得。當王懷忠被立案審查的消息傳出后，阜陽市的群眾自發上街燃放鞭炮以示慶賀，足以說明反腐敗是民心民意之所向。

　　通過查處王懷忠案件，堅決懲處了王懷忠等腐敗分子，起到了懲治腐敗、震懾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的作用。反腐敗也促進了經濟發展。2003年，阜陽在遭受了嚴重洪澇災害的情況下，經濟仍然取得長足進步。

　　王懷忠由一名高級領導干部，淪落為違法犯罪分子，有著深刻的教訓。阜陽人都知道，王懷忠父母早喪，是一個孤兒，是貧苦的鄉親們把他拉扯大，是共產黨把他培養成人，并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他理應為官清廉、奮發敬業，以報答養育他的父老鄉親和培養他的黨組織。但是，王懷忠卻反其道而行之，背棄了黨的教導、鄉親們的囑托，辜負了阜陽人民的期望。他在被審查階段，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隨著職務的升遷，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致，與黨組織離心離德，我行我素；作風上獨斷專行，排斥異己，搞宗派主義、小團體；經濟上行賄受賄，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職權接受賄賂達到驚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樂，由一名黨員蛻變為嚴重的腐敗分子。”這倒是幾句真心話。剖析王懷忠的犯罪軌跡，不難看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扭曲，意志蛻化，不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以致背離了黨的根本宗旨。

　　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我們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都應時刻牢記江澤民同志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的告誡，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當做什么？將來身后應該留什么？”一定要按照胡錦濤同志提出的要求，“加強主觀世界改造，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認真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永葆公仆本色，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安徽日報》轉載自1月17日《中國紀檢監察報》，《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陳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