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例民間調查者在偵探活動中死于非命，與此同時，中國調查業峰會舉行，公、檢、法系統人士參加，力圖尋找中國民間調查業的出路。調查業內人士認為，調查業為取得政府部門信任奔走呼吁了10年，但可能因首例“私家偵探”之死，再次陷入停滯不前的僵局。而法律界人士則認為，對這一地下行業，是徹底封殺還是給予合法“名分”，已到了必須決斷的時候了。民間調查業再度陷入生死未卜的尷尬境地。
京城首例私家偵探“殉職”
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向媒體通報，北京首個民間調查者在偵探活動中死于非命。今年39歲的黃偉(黃立榮)受雇于一家社會調查事務所，當他用照相機、望遠鏡進行偷拍、監視時，被調查對象發現并被對方的打手毆打致死。這是北京首例民間調查者在偷拍活動中死于非命的案件。
據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介紹，2003年12月13日，一輛無牌照轎車駛至北京醫院正門南側，扔下一具男尸后揚長而去。警方調查發現，死者是一名自由職業者，名叫黃立榮，安徽人，做過律師、保險推銷員等，平時早出晚歸，死前受雇于北京某商務顧問有限公司社會調查部，工作范圍涉及商業調查、處理債務以及個人隱私等。
從警方披露的情況看，黃立榮之死源自一起商務糾紛：1997年，趙君與陜西省某民營制藥廠簽訂“止脫生發藥品代銷合同”，但之后趙君在報紙廣告中夸大了藥品療效，2002年藥檢部門撤銷制藥廠的廣告批文，禁止制藥廠在全國范圍內做廣告。此后，制藥廠與趙君結怨。
2003年12月5日，制藥廠派人到京，與某商務顧問有限公司簽訂委托協議，并委托黃立榮等人調查趙君的底細。趙君是位于建國門附近的紫禁城國醫館的老板。12月13日，紫禁城國醫館業務經理楊占利發現黃立榮用望遠鏡向店內監視并拍照。楊占利隨后叫來幾個男子，將其圍住施以拳腳，趙君和一店員將黃立榮拖至后院繼續拷打，其間他們從黃立榮的手包中發現幾張紙上寫著趙君和公司幾個主管人的姓名、年齡等情況。經過20分鐘的拷打，黃立榮死于非命。7天后，犯罪嫌疑人中有4名已經被刑事拘留，目前，仍有兩名嫌疑人在逃。
表面上看，這是一起普通的殺人案，但在“私家偵探”和一些法律界人士看來，調查業出現這樣的情況是遲早的事情，這不過是民間調查業諸多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痛苦才剛剛開始。
調查業處境再度尷尬
中國調查業聯盟理事會理事長李長旭認為，此事對剛剛起步和處于邊緣狀態的中國調查業有負面影響。調查業為取得政府部門信任奔走呼吁了10年，可能因為這件事情再次陷入停滯不前的僵局。
就在案發后警方尚未公開案情的那幾天，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萬馬論道·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在杭州召開。這是繼2002年重慶峰會之后，私人調查業對這個新興行業的命運和前途再度進行學術上的交流和討論。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會議有公、檢、法系統代表參加，很多人也因此而認為，調查行業將浮出水面，云開霧散。
“私家偵探”在我國并不為法律所認可。1993年，公安部發布通知，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設各種形式的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明令禁止的“業務”包括：受理民事、經濟糾紛，追討債務以及安全防范技術咨詢，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等等。
但事實上，一紙禁令并未遏制住“私家偵探所”迅速發展的勢頭。各類冠以“調查事務所”、“事務調查所”的私家偵探所越來越多。一大批調查公司以公開的、半公開的甚至是隱蔽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生活中。
“私家偵探”在法律的邊緣行走、在夾縫中生存，造成了這個行業極不規范、良莠不齊、問題重重。這引起了業內和法律界人士的高度重視，紛紛就這一敏感話題發表看法，“私人偵探的存在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的爭論近年來始終沒有間斷。而業內人士更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早日制訂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來規范這個行業的成長。
在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上，一份名為“中國調查員聯盟規則”和一個“調查員培訓計劃”初露面容。與會代表表示，將送交有關部門，以督促有關條例的出臺。對于這次規模、影響都較大的“私家偵探”的聚會，政府有關部門選擇了沉默的態度，這令業內人士又驚又喜。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名“私家偵探”被殺，這使得民間調查業內再次籠罩在不祥的陰影之中。官方的沉默未必意味著默許，全面封殺的可能依然存在。
樂觀一點說法是：“私家偵探”之死，勢必引起有關部門對民間調查業的高度重視，也必將給行業帶來變化，只是這個變化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前途難卜。
調查業存在諸多隱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是京城某調查公司的顧問，他接受采訪時說，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被調查對象發現后打傷、砸毀跟蹤車輛、設備的事情時有發生。去年，廣州一家調查公司的一個調查員在調查制假的時候，被識破遭毆打，雖然他再三表明身份，周圍同伴也極力營救，但還是被制假方雇請的人員毆打致殘。
這位律師說：這一行有個不成文的原則，那就是寧可放棄也不要冒險。因為這個行業的從業行為是在法律邊緣行走，法律不保護這種民間調查行為。
大街小巷到處都可以看到“私家偵探、有求必應”的牛皮癬廣告，顯示了這個行業的不規范。據律師介紹，調查業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專業能力絕大多數遠遠不能達到客戶的要求，能從事較高端調查業務的公司寥寥無幾。超范圍經營在圈子里是公開的秘密。行業內沒有一套完整的行業操作規范以及為大多數從業人員所遵守的職業道德準則。
行業的不規范也造成對從業人員管理中存在種種問題。一些人隨便租一間房，拉幾個人就成立了“偵探所”，“只要客戶有要求，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有的人在掌握到一定的證據后，反過來敲詐委托人或調查對象。“私家偵探”由于超范圍經營、侵犯他人隱私權、詐騙等被查處甚至被判刑的實例并不罕見。這也是對“私家偵探”合法地位產生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業的不規范也給委托人和從業的“私家偵探”帶來隱患。據了解，北京這起“私家偵探”被毆打致死案發生后，該“私家偵探”受雇的某商務顧問有限公司立刻發表聲明稱，這名“私家偵探”并非本公司員工，亦非本公司關系企業員工，其與本公司向來無任何雇傭或者合作關系，與委托人亦向來無任何業務往來，并強調：“本公司任何業務之開展均以不違反法律法規，不對抗公共利益為前提�！�
調查公司為保護自身，否認與“私家偵探”和委托人的關系，因為這名“私家偵探”和委托人都未與該公司簽訂合約。這種不規范的行為導致一旦出現問題，“私家偵探”和委托人的權益將得不到任何保障。
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總結說：很多調查公司不是正規的部門，也沒有較強的實力，因此不可能有嚴格的制度和嚴密的配合，往往是單槍匹馬，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設想，生命安全難有保障；“私家偵探”在調查中往往是無孔不入，網羅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容易侵犯他人的隱私權和侵害國家利益；另外，“私家偵探”容易觸犯刑事法律；他們獲得的情報，很可能被利用，作為敲詐、要挾的證據。
“私家偵探”為何屢禁不止
“私家偵探”名不正言不順，前些年，大多數還只能在街頭的電線桿和居民樓的墻壁上張貼一些傳單，可如今在許多大眾媒體、甚至不乏一些頗有影響的媒體上，已充斥著“私家偵探”們公然招攬業務的廣告。據介紹，目前，僅北京市冠以“調查公司”、“咨詢公司”名號，在北京各大報紙上做類似偵探業務廣告的公司就有四十多家。
1992年上海出現第一家“私家偵探”機構———“上海社會安全咨詢調查事務所”。1年后公安部明令取締“私家偵探”，盡管首家“私家偵探”機構夭折，但“私家偵探”機構在全國各大城市仍以各種形式或名義不同程度地存在和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3年底，中國已有調查類企業組織或機構(調查公司、咨詢公司、信息公司、經紀公司、獵頭公司、保安公司、危機管理公司等)近2.3萬家，專業調查機構、調查業從業人員近20萬人。一些具有“私家偵探”性質的規模較大的調查公司已經達到了上百人的規模。一些公司要求從業人員必須是大專以上學歷，很多律師、退休公安人員、退伍特種兵，甚至一些法學博士、專家也進入了這個行業。
在十多年中，“私家偵探”們始終沒有“名分”，工商機關也沒有批準一家私人偵探所的執照。那么，是什么吸引了如此多的人投入到“私家偵探”這個行業呢？
據業內人士介紹，盡管“私家偵探”始終存在于地下，但收益卻相當可觀，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巨額暴利無疑是這個行業屢禁不止的原因。
根據中國偵探網的數據，中國每年的經濟合同履約率不足30%，每年因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于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直接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而很多債務追索、產品質量調查都需要企業來承擔，這造成企業對有一定專業知識的調查人員的大量需求�！八郊覀商健备嗟氖浅噪[私這碗飯，其中最大的一宗業務就是幫助婦女偵查“第三者”。
行走在法律的邊緣地帶
“名分”之爭一直使“私家偵探”游走于法律的邊緣。有律師認為，要成為一個合法的行業必須要有立法的授權、可以申領營業執照等，目前私家偵探的關鍵在于是否擁有調查權。
北京某調查公司稱：“我們公司是在工商部門注冊的，按時按量交稅，開辦近十年，從來沒有因為違法事件受到過查處，合不合法的問題根本不成為問題。”
有律師也提出，每年各地各區的工商局都在不斷地簽發各類調查公司營業執照，稅務部門也年年都收到相應的稅款。如果要討論合法不合法，只能是在操作方式方法上討論有沒有違法的現象。
大多數經過工商部門注冊的調查公司都認為自己是合法經營，但超范圍經營、經營過程中采用非法手段的不在少數。
具體到北京這起“私家偵探”被毆打致死一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認為：偵查是一種法律上賦予的特定權力，是一種公權，只有公安機關或者是有這些權力的機關才能進行偵查。調查就不一樣了，誰都可以進行調查。只要沒有使用國家法律禁止的手段，就應該是合法的。此案的“私家偵探”用望遠鏡監視、偷拍是否違法也需要具體分析。如果被調查人認為“私家偵探”違法，可以通過公安部門按法律規定處理，而不能自行處置。
而事實上，“私家偵探”在調查手段上是否合法很難判斷。有人認為，“私家偵探”在進行民間調查時死于非命，這一事實凸顯了民事案件調查取證中的法律盲區。一方面法律規定誰主張誰舉證，另一方面又規定除了公安、檢察機關外，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沒有調查取證權，法律的空白讓人無奈。正是由于這個法律空白的存在，為“私家偵探”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也讓有關部門對“私家偵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目前，一些法院已經認可了“私家偵探”提供的證據。
司法制度上開了口，使得“私家偵探”行業更加泛濫，業內良莠不齊，問題重重。而相關的管理措施卻始終處于空白狀態。
到正視調查業的時候了
“私家偵探”供需兩旺，是因為有龐大的市場需求。那么，為什么不能給“私家偵探”一個“名分”？事實上，對于這一問題，法律界人士的說法仍是針鋒相對。
反對者認為，“私家偵探”獲取證據手段易違法，證據證明力不好確定；容易侵犯隱私權；缺乏相應的配套法律措施，不易對其管理和規范。
支持的意見是：看待一個行業，首先應當看這個行業是不是社會需求，這個行業對社會是否有益或是否是對社會有益的補充，是否能起到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作用，不應只看這個行業里的個別現象。至于從業者素質難以保證、委托人目的難以確認、工作方式、收費標準、管理等方面難以規范等問題，都是由于這一行業處于地下、半地下狀態形成的。惟有實體合法了，程序才能真正規范。
大多數法律專家和業內從業者都認為，對于私家偵探這一“行業”，“捂”是捂不住的。以前采用的管理方法是“堵”，但又堵得不徹底，取締一批，又出現更大的一批。
專家在爭論，但爭論似乎一下難出結果，而民間調查業存在的問題隨著這個半地下行業的壯大卻越來越突出地反映出來，到了政府有關部門必須正視的程度。一個“私家偵探”死了，隨后可能會有更大更嚴重的問題在這一行業出現，有關部門對民間調查公司的管理上“缺位”的狀態不能再延續下去了。
有網友提出：北京首例民間調查者在偷拍活動中死于非命的案件的發生告訴我們，不能讓“私家偵探”繼續在愛與痛的邊緣徘徊，有關部門應該真正正視“私家偵探”這一社會現象了。要么依法取締，要么給予其合法的生存空間并制訂行規。不然，以后還會有別的“私家偵探”步黃立榮的后塵。這種血的慘劇是每個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很多法律界人士認為，有關部門應加強對私家偵探業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正視這一社會現象，盡快解決其存在的種種問題。(來源：法制日報文／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