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自信地告訴任何人，我們的判決是公正的。當然，我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公眾的誤解。我父親多次提醒我要依法辦案。記得那天開完庭，我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爺子打電話，我問他看明白沒有，他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高瑞強

　　一米八左右的個子，健壯的身材透著活力，英俊的面容帶著平靜的微笑，從容的步伐帶著沉穩——這是1月11日記者在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見到高瑞強時對他的第一印象。

　　“作為這個案件的審判長，我在接案前就知道這起案件已經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最早，我是2003年10月從《黑龍江晨報》知道有這么一回事兒的，看完報道后，我感覺《黑龍江晨報》有這種觀點：蘇秀文是故意殺人。當時，我自然也不知道這起案件會在我們法院審理，更不會知道案件會由我主審，但當時我就感覺《黑龍江晨報》不應該超越案件處理程序，對案件作定性報道。”

　　“區檢察院是2003年11月24日正式向我們法院提起公訴的。立案庭將案件交給我之后，《黑龍江晨報》一位記者兩次通過我的朋友找我，要對我進行采訪被我拒絕了，但這位記者卻發了報道，報道中有這么一句話：‘道里區法院刑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說，案子還沒到我手里’。還有一家報紙(我記不清是哪家了)的報道說‘審判長好像想說什么，但沒說’……總之，這些以推測為主的報道含沙射影地讓公眾聯想審判長已經受到了很大壓力。”

　　“我的確感受到了壓力，但這種壓力不是來自領導、同事，而是來自那些新聞媒體。我也不是說新聞媒體不能對未結的案件作報道，我擔心的是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導向性影響。”

　　“案子分給我之后，我們法院沒有任何一位領導找我談過話，也沒有用其他方式給過我任何指示。記得開庭前兩天，因為輿論壓力大，我倒是主動找了院領導，想得到一些指導。院領導的話是‘我們對這個案子沒有任何指示。你一定要讓我們說話，我們只能說依法按程序辦案。’”

　　“庭審前，我沒與當事人有過任何案外往來。我見過關明波一次，那是為了解該案的民事賠償情況，想知道他給了代義權家多少賠償。除此之外，包括關明波在內的任何當事人都沒有找過我，也沒有托人找我的情況。”

　　“這起案子并不牽涉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所以我們決定公開審理。但公開審理并不一定要現場直播，可是考慮到案件已經引起廣泛的輿論關注，我們決定與電視臺合作，對庭審進行現場直播。”

　　“我感覺整個庭審是比較平穩、順利的。至于庭審后媒體和網民議論紛紛，我有幾點想說。第一，對于公訴刑事案件，法院只能根據控訴方，也就是檢察院對案件的控訴來審理，一般情況下，法院不能拋開檢察院的控訴對被告人另定一個罪名。否則就可能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作為法官，我們只能以法律事實進行判決，而不能以主觀懷疑和猜測來裁判。就該案而言，在審查檢察院提供的材料時，人們議論紛紛的東西在卷里并沒有，而依據現有的證據，只能看出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完全排除有故意殺人、過失殺人的可能。本案的證據有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查筆錄、鑒定結論等，全案的證人證言和被告人陳述基本上是吻合的。根據已有的證據，我們確認公安機關所作的鑒定和其他證據是符合要求的，最后認定蘇秀文是操作失誤。總之，我們對檢察院以交通肇事罪起訴蘇秀文沒有理由產生懷疑，而且，即使產生懷疑，我們也無權進行偵查。而現在，公眾之所以對我們法院產生誤會或不滿，是因為大部分公眾不知道法院與檢察院的職能分工。第二，關于對蘇秀文判二緩三的問題，我想說明的是，在我們法院2003年全年判處的28起交通肇事案中，有24起對肇事者判了緩刑，而且大部分是判一緩二。我們國家并不實行判例法制度，但對同類案件判決的參考也是公認的。第三，關于對蘇秀文判決緩刑的問題，我的解釋依然是：根據刑法第七十二條，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根據犯罪情節、社會危害后果、悔罪表現，不羈押不致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肇事者蘇秀文又不是累犯，完全符合緩刑條件。第四，關于有學者認為該案中12名受傷證人均沒有出庭作證是‘程序違法’的問題，我的回答是：證人出庭作證，首先需要控辯雙方之一方提出申請，再由法院通知，如果沒有申請，法院沒有通知的義務，也無權通知；而且，鑒于此案的敏感性，我們還是提醒了檢察院，檢察院的回答是：經逐一詢問，肇事者對他們的賠償和道歉的態度讓他們感覺‘沒有必要再上法庭’，所以沒有人愿意出庭。需要解釋的是，我們國家沒有實行強制證人出庭制度，而公眾普遍不了解這一點，以致對法院產生誤會。但我想學者是應該知道這一點的，所以我不明白有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自信地告訴任何人，我們的判決是公正的。當然，我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公眾的誤解。別說不懂法的公眾，我父親就懂法，可在庭審之前，他就受媒體的影響，認為蘇秀文有故意的嫌疑，并多次提醒我要‘依法辦案’，但看完庭審直播，他認同了我們的判決。記得那天開完庭，我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爺子打電話，我問他看明白沒有，他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案子審結后，許多朋友給我打電話。有些朋友問我‘這案子你到底有沒有什么事’，有些朋友卻認為我‘處理得不錯’。說實話，我感謝朋友的關心，但要明白，輿論是會‘走調’的，比如我父親就聽人說這個案子的審判長姓關，與肇事者的丈夫是‘一家子’；還得明白，一個真正的法官不應該受輿論的左右，他只應對法律和良知負責。”

　　對于輿論監督，高瑞強表示一定的理解：“媒體就是讓大家說話的地方，他們報道案件本身無可非議。”但是，他認為：如果媒體逼著黨政領導對案件表態，那就偏離了輿論監督的本義，就不是“權利”對“權力”的監督，而會導致“權力”對司法的干涉，這最終也是輿論監督的悲哀。

　　高瑞強最后告訴記者：“如果一定要改判此案，我不能說什么。但我希望這種改判不是出于‘媒體審判’，還希望這種改判一定要給出充分的法律依據。不然，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將會受到極大的損害！”(人民法院報/羅斌 呂愛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