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喬

　　毛澤東雖然不是職業史學家，不是歷史學教授，也不是歷史著作編纂者，但他卻深具史家氣質、史家眼力、史家學識。若用一個稱謂來概括毛澤東的這個特點，我覺得可以稱毛澤東為“歷史家”。這個稱謂，既說明毛澤東在歷史學識方面有大學問，又可與人們平常所稱的職業性“史學家”相區別。

　　作為歷史家，毛澤東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他具有多種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謀略家，這使他在讀史用史方面有著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備的特點。

　　毛澤東是一位哲學家，因而他讀史，發表史學見解，都帶有濃厚的哲學意味。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歷史學識方面的表現。毛讀史的這種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時代求學時就已顯露端倪了。他寫過一篇史論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論》，以秦國改革家商鞅立信為史例，談立國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閱卷老師對此文極為贊賞，下的評語是：“有法律知識，具哲學思想”。后來毛澤東一生讀史都具有這個評語中所說的“具哲學思想”這個特點。毛讀史，極善于從史料、史事中抽繹出一般原理，論史則貫通性強、概括性強，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關的史事聯在一起，言其共性。他讀《南史·韋睿傳》，讀到勇將韋睿“性慈愛，撫孤兄子過于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余財”這段史料時，寫了這樣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這是從史事中抽繹出了一般原理。實際上，毛的這句批注，并非只是從韋睿一人之事中抽繹出的，而是讀到韋睿傳時，由此聯想到許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繹出來的。又如毛澤東批注《舊唐書·朱敬則傳》。傳中記載朱敬則上書武則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訓說明本朝必須禁絕“告密羅織之徒”。對此，毛批道：“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又批道：“賈誼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是毛澤東由唐代朱敬則的議論，聯想到了漢代賈誼的《過秦論》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實際上，毛澤東在這里是在概括一種歷史教訓，即“仁義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導致敗亡。

　　西方哲人有一種說法：“歷史乃哲學用以教人之實例。”這是一種高屋建瓴，以哲學眼光俯察歷史的史學觀。毛澤東讀史就富有這種俯察歷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學的高度調遣史例，統帥史例，善于以史例證明哲理。他批注史書的許多語言，都是哲學語言。《通鑒紀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記有石勒殺王浚的情節， 毛讀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極重要的。”《后漢書·陳實傳》記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動而向陳實叩頭請罪的情節，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統帥史例，也是以史例證明哲理。

　　毛澤東的哲人氣質還特別表現在他的詠史詩中。對于漫長的人類史，厚重的中國史，毛表現出了一種“背負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氣度。“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賀新郎·讀史》)毛澤東就是這樣提綱挈領、俯察審視，勾畫出了人類社會從蠻荒的原始社會，到青銅文明，再到封建時代的歷史進程。

　　毛澤東作為歷史家，明顯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讀史，重在博通，而不在專門，毛的歷史學識具有廣博、弘通的特點，上下五千年，縱橫各方面，毛澤東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對于許多歷史典籍的學術價值，他都有精辟的見解，如說《資治通鑒》“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這個評語是不熟讀《通鑒》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說賈誼的《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也是不遍覽西漢政論文章便下不了的斷語。

　　在一些專史方面，毛澤東的學識也堪稱一流，乃至有些方面可以稱為專家。毛澤東可以稱為軍事史家。毛因為親身指揮戰爭的緣故，對中國古代戰爭史做過深入研究，有過許多精湛的中國軍事史論述和評議。毛澤東還可以稱為哲學史家。毛澤東對中國哲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有精湛的研究，有獨到的見解。例如，他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念引入中國哲學史上關于知行關系的討論，對這一綿延數千年的中哲史命題做出了科學的解說。對于孔子哲學、墨家哲學等中哲史上的著名專題，也做過精辟的論述。毛澤東的中國文學史學問也很淵博。他有自己的文學史觀，小說史觀，有自己的紅學一家言，有大量的關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論說和評點。這些評論雖然不少只是吉光片羽，但同樣具有學術價值，或具有啟發點化、開通門徑的作用。如毛澤東寫過一條千余字的關于唐代詩人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的批注，其中有考證，有評價，有議論，可說是一篇非常精到的作家論。這樣的文學史散論還有不少。

　　毛澤東是革命家、政治家。所以他在讀史和研究歷史方面具有濃厚的實踐色彩。“古為今用”是他讀史的目的，是他史學觀的基礎。他曾明確地說：“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他將魯迅所說的“發思古之幽情，往往是為了現在”引為同調。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行動史家”。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的史學觀念中就已有了“行動史家”的基本思想。他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中這樣表述自己研究歷史的目的：“歷史者，觀往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觀往事，是為了“制今宜”，“制今宜”就是用從歷史中發現的規律(公理、公例)觀察社會，指導實踐。為了“制今宜”就要以緊迫的態度去探求公理、公例。毛澤東一生實際都是這樣做的。例如，為了建立紅軍根據地，防止流寇傾向，他研究了李自成、張獻忠的流寇主義；為防止黨內驕傲情緒，他又推薦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為整風讀物；他還經常把自己的讀史心得用于指導干部工作，曾由三國人物郭嘉的足智多謀論證了謀與斷的關系，以促使 領導干部改進工作方法。

　　在各種史著體裁中，毛澤東尤其愛讀人物傳記。其原因大概與他是個“行動史家”有關。人物傳記往往能更多地滿足這位“行動史家”的需要。因為，一是古今人物頗多相似之處，古人傳記較之其他史著體裁更為切近今人，二是人物傳記所包含的社會內容最為廣泛豐富，最能提供多方面的歷史借鑒。

　　中國的歷史遺產雖然豐厚，但卻精華與糟粕雜糅并存。毛澤東雖然從中吸取過大量精華，卻也受到過許多負面影響。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彭德懷看作是三國時的叛將魏延，他特別欣賞《后漢書·張魯傳》中“置義米肉”的記載，以為找到了辦公共食堂的歷史根據，他不恰當地以古喻今，以斷李秀成為叛徒來隱喻瞿秋白晚節不忠，并非烈士，他還以評法批儒作為所謂階級斗爭的工具，等等，這些都說明毛澤東曾受過中國歷史遺產中封建因素的不良影響，說明他在處理中國歷史遺產的方法上存在著一定誤區。這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家存在的缺憾。關于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缺憾和教訓，以往人們總結得并不夠，今后仍需要人們特別是毛澤東研究者認真加以清理和總結，這樣會有助于更加準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這一偉大人物，并提醒后人，引為鑒戒。（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