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9日電 今天，全國人才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成來第一次召開專門的全國性人才工作會議。《中國青年報》刊出文章，回顧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直到現在共二十年間中國大學生的整體就業走勢。

　　文章指出，20年來大學畢業生擇業標準的變化以及社會對人才評價標準的變化，也是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發展變化最生動的縮影。

　　舊的用人機制、人才評價機制的藩籬在一次次的革新中被逐漸拆除，人才的價值為市場所發現，人才的潛力為市場所解放，堪稱2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本網現將該文轉載如下：(有刪節)

　　“精英”們難以抑制的自豪

　　12月12日，新浪網完成了一項調查：“剛走出校園的你，在找工作時首選什么？”共有6070人參加。結果首選“公司、企業”的占59.14%，有3590人；選“政府部門、國家機關”的占26.21%，有1591人；“無所謂”的占8.57%，有520人；選擇“個人自主創業”的占6.08%，有369人。

　　這份調查的結果，與時下眾多類似調查的結果沒有多大出入。但就是這一份讓今天正在求職的大學生們看上去很平常的調查，卻足以讓20年前的“同類人”感慨萬千。

　　一位1977級的中文系大學生用類似歌詞的句式表達了看法———

　　那時候沒有這么多選擇，那時候幾乎沒有人會首選“公司、企業”，公司企業本來就沒有幾家，他們想要大學生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那時候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政府部門和國家機關”，國家培養我們就是要當干部，我們一畢業就是行政22級；那時候“又紅又專”，不會也不敢有什么“無所謂”，更不可能斗膽“個人自主創業”；更要緊的是，那時候不可能有好事者做這樣的調查，因為那個時候的流行詞不是“你選擇什么”，而是“分配你什么，你就服從什么”。

　　令人難忘的1977年。停滯了12年后重新真刀真槍地比試。從1965年之后因為與現代教育制度隔絕而被塵封了11年的人才！百里挑一的慘烈！換來的是神圣的“大學生”的稱號，是“鯉魚跳龍門”的感覺。

　　一位當年復旦大學的學生回憶說：“上海市民對于著裝簡樸、操外地口音的人是很有點歧視的，但是如果你胸前佩戴著復旦大學校徽……”

　　武漢大學77級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學生們至今難忘第一天走進珞珈山麓秀美的校園時，第一眼看到的紅彤彤的歡迎標語，上面寫著“歡迎你，未來的××家”，系別不同，“家”的定語各異。但大家當時的感覺是共同的———滾燙的字眼、沸騰的熱血，“不自豪都不行”。

　　這群精英們的就業分配之好，是今天在擇業時焦頭爛額的“同類人”難以置信的。

　　曾任武漢大學中文系1981級輔導員的於可訓，是1977級的學生。他清晰地記得，同班同學46個，23人進了北京，單位名稱90%以上帶著“國”字。他當老師后親手送走的64個畢業生，也有一半的分配計劃是在北京。於老師班上名氣最大的學生喻杉，在校期間寫出了轟動全國的小說《女大學生宿舍》，畢業時有三個“重量級”去向可供挑選：中國作協、全國人大、中央辦公廳。

　　作為優秀生的於可訓首先被分到令眾人羨慕的外交部，還有國務院辦公廳作為備選。但后來學校考慮到師資儲備，要求他留校，他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

　　另一位1980級的輔導員陶梅生老師回憶，全班28個進京指標，竟作廢了17個，大家好中選優，連“北京電視臺”這樣今天讓多少人向往的單位，當時竟被視為“雞肋”，原因是“地方單位”。

　　武漢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錢建國1987年畢業后一直留校從事畢業生工作。對不同時期在《學生派遣證》上蓋的兩枚公章的不同意味體驗殊深。過去為學生的派遣證蓋章，意味著“權力與服從”，就業處手握一把“好牌”，權力大，學生只有求情的份兒，服從的份兒；今天則是“義務與服務”，國家不包分配，但就業處有義務為學生推薦，為學生自謀職業做好服務。為了體現服務到位，工作盡職的錢處長成了學生們的親密網友，學生一有問題，他就會很快在網上給予解答，并且請來老校友介紹求職經驗。

　　事實上，一直到1985年，負責在《學生派遣證》上蓋章的，還是學校的人事處。這意味著，學校是把學生和老師都當成同樣的“國家干部”看待的。后來，逐漸從該處分出來一個“學生處”，一個“畢業生分配辦公室”，上世紀90年代后期，“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大多又改名為“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

　　服從的代價

　　自身的精英素質、社會的精英化評價，鑄就出了頭幾屆大學生以“自信”為主的精英意識、以“圓夢”為核心的有些悲壯色彩的價值取向。1977級及后面幾屆畢業生的共識是：“金子在哪里都能發光。”在“國家分配”的崗位上始終堅守、修煉內功、深化內涵、一干幾十年，是最普遍的心態。

　　工資與崗位無關。不論是在黨政機關還是事業單位或者國企，大學本科畢業生第一年試用期工資一律47.5元。

　　那個年代，最時髦的中文系學生，都做著作家夢，并感染了許多非中文系的同學。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教古代漢語的陶梅生老師記得，中文班64人，但實際聽課的是420人。中文系的學生每學期至少要完成兩篇小說，最多的學生一年創作了12篇小說，幾近瘋狂。

　　那個時候，全校也就幾十門選修課，不像現在，2100門，浩如煙海。如今，中文系課堂里當年人頭攢動的盛況不再，就連中文系學生自身，也沒有多少人把作家夢當回事，大家紛紛開始輔修經濟學、法學，有的中文系學生在人才市場上展示的竟然是業余刻苦輔修的第二學位。分管過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工作的彭國亮老師透露，1989屆畢業的邱華棟，是該校近年來中文系畢業生當作家的最后一個標本，此后再無傳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當年服從分配到了底層的學生，通過苦干，終于一步步脫穎而出，如今有人權傾一方，有人腰纏萬貫。

　　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兩位貴州校友，當年放棄很容易獲得的留在大都市的機會，服從學校安排，回到落后的家鄉，有一位還去了偏遠的山村小學當語文教員。斗轉星移20年，他們靠著穩健的心態和那個年代人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從基層逐漸浮起，現在一位是貴州省農委負責人，一位是省長助理。

　　成功浮起的畢竟是少數，當年真正到基層的本來就很少。大多數人一直安心地在首次分配的單位安穩地做著“單位人”，做著“職員”。他們有著更多忍耐的辛酸。

　　眾多武大校友面對記者采訪時大多語塞。但他們在無記名調查中還是吐了真言———服從意味著放棄。到底在過去的服從中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由武漢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羅教講教授領銜的一項面向全國2000個單位、數千名畢業生的調查表明———

　　深造機會的放棄，占5.24%；

　　出國機會的放棄，占3.76%；

　　失去更能發揮個人興趣特長的機會，占21.93%；

　　專業不對口，占7.86%；

　　失去獲得更高待遇的機會，占7.53%；

　　對復雜人際關系的忍耐，占4.26%；

　　放棄對家庭的照顧，占13.42%；

　　不能正常調動升遷的，占36.01%。

　　深圳發出校友專列

　　與前幾屆過多的“社會雜色”不同的是，1980年是清一色“學生軍”時代的開始。與前兩屆半的“聽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批從校門到校門的“男生女生”，開始呈現本來應有的躁動，呈現那個年代令人不安的活躍。諸多高校的管理者在這幫學生入學后的短短幾個月便達到了共識：“難管”。為此，當年底教育部在廣西召開了專門研究新生管理的一次重要會議，那股嚴肅和凝重的氣氛至今留在許多高校管理者的腦海中。

　　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正是這一撥人，群體個性與國家百廢待興的客觀要求合拍，拉動了第一次流動的大幕。從這一屆畢業生1984年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開始有了闖蕩江湖的弄潮兒。在就業分配中“堅決服從”的堅冰，隨著國家政策的松動，從這幫學生軍開始融化。

　　他們最早成了老板，而前幾屆的師哥師姐，則有很多人成了他們的“助理”、“辦公室主任”。大家合作愉快，榮辱與共。

　　逐漸地，“鼓勵闖蕩”開始成為時代的底色。1985年，部屬高校畢業生開始有了40%的“指導性計劃”。1987年的畢業生是最后一屆國家保證計劃分配的學生。

　　1989年更是一個有標志意義的年份。從這一年起，國家正式宣布學生可以“雙向選擇”———“工作找我，我找工作”，對對碰。“下海”的說法“甚囂塵上”，第二次人才流動大潮開始掀起。2003年11月舉行的武漢大學110周年校慶，破天荒地，從深圳開出了校友專列，全是1989年以后“孔雀東南飛”的學生。其中光是在金融機構、軟件開發公司等新興部門就職的，就有5000多人。

　　去年，武漢大學教務長到深圳，走進一家銀行，一聲召喚，竟然有五六個年輕的武大校友熱情地走上前來。

　　1990屆的一位武漢大學中文系高才生，放著省報記者不當，到農村去養雞、種菜，當了農場主。后來又開礦山，專門承包別人已開采過的沒有多少價值的廢礦。現在又成了汽車經銷商，每年純利上千萬。

　　一項關于大學畢業生流動率的調查，直觀地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們工作流動的變化趨勢，驗證了人們對時代變遷的真實感覺———

　　《武漢大學校友工作流動率比較分析表》(百分比越大，流動越快)

　　21歲—35歲8.18%

　　36歲—45歲6.64%

　　46歲—55歲5.56%

　　56歲—65歲5.12%

　　66歲以上4.21%

　　1992年后，高校畢業生開始了完全自主擇業的試點，連指導性計劃都開始越來越少。此后數年，國家機關精簡分流、國有企業改革，拉動著學生們的就業標準一天天務實，“能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成了普遍的心愿。

　　不再“精英”

　　2002年，武漢大學文學院紀念建院20周年，當年的“精英們”一下子回來了5000多人，大家有了一個難得的敘舊機會。新舊擇業觀的對比成了大家不約而同的一個話題，大家談論最多的就是今天的畢業生已經很大方地把工資收入作為擇業的最高標準之一。

　　他們感嘆，講究“清貧的崇高”的年代終于過去了。

　　令老校友們也普遍傳誦和欽佩的楷模人物，是法學院2001屆畢業生姜琨，他從84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寶潔公司的大區營銷主管，月薪8000元，創下了該校應屆本科畢業生月薪最高記錄。

　　全國高校學生就業指導中心擇業處處長曹殊對歷史變化作了形象的解釋。他說，社會大背景的變化、國家建設中心的轉移、特別是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使得畢業生就業必然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進入普通勞動者行列。

　　武漢大學就業處的統計表明，從1999年開始，武漢大學畢業生到非國有性質單位就業的比例一路攀升，到2001年已竄升到20%。在武漢大學教務部的學生走向調查表上，學生們最新的選擇排序為：商業外貿、大型企業、教育科技單位、黨政機關、財政金融部門、文化體育部門、城市建設環保部門、交通運輸農業部門、自主創業。進入排行榜的新行當越來越多。

　　從“精英”到“大眾”的過渡，有歡笑也有痛苦。從2000年開始啟動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快車，使中國在短短三四年間，適齡青年的大學毛入學率達到了約15%，在統計意義上提前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但學生的就業標準以及社會對人才的評價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大眾化轉型”。當有些人在為大眾化來臨而歡呼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內心忐忑不安。

　　記者在武漢大學采訪中了解到，該校已決定根據不同省市或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及其人才需求形勢和特點等，科學合理地制訂招生計劃，早日實現“以銷定產”。

　　參加考研的人越來越多。許多畢業生試圖通過考研擺脫“大眾化”為就業帶來的陰影，過去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慘烈景象又開始在考研中重現。武漢大學文學院今年的研究生招生計劃與去年持平，100人，但去年300人報名，今年報名人數猛增到700人。今年，武漢大學創下了中國高校研究生考試報名總人數第一。

　　在武漢大學的就業網站上，今年到蘇州一家私營企業應聘的校友發起了牢騷。他告訴正在求職的同學們，當初他是帶著“參與研發”的夢想去的，但現在卻發現，當地只有1%的企業真正具備所謂的“自主研發能力”，他整天干的只是沒有什么創造性的技工的活兒，還要無休止的加班，他的最后一句牢騷是“有本事別到這種地方來”。

　　在市場上獲得了選擇的自由，同時也就失去了計劃分配的保障。自己為自己干活，就要自己為自己負責。即使是發牢騷，發的也是自己的牢騷。無怨無悔。

　　結語：在對20年來大學生就業趨向的歷史回眸中，昔日有些縹緲的“精英意識”和今日面對現實的“大眾思維”，是在我們腦海中刻下最深印記的兩個字眼，因為它們都透著誰也無法抹掉的時代的氣息，并一起構成歷史的滄桑變遷。

　　不同的時代氣息給人或輕或重、或神圣或平淡的體味，但“大學生”和“人才”這兩個字眼與社會發展、國家進步與民族復興的不可割裂的內在關聯，是不會隨著時光的推移而被忽略的。我們有幸處在一個追求飛速發展、追求新的復興機遇的新時代，我們堅信新的時代必將會賦予年輕的才俊們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我們堅信新的時代會從年輕才俊們身上獲得更大、更令人欣喜的發現。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黃勇、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