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8日電 乞丐是指以乞討為主要謀生手段的人或人群體。乞討行為是乞丐的日常行為。據《法制日報》報道，不同來源的統計數字對于目前全國乞討人員的估計擺動在十多萬至上百萬之間。近期，由北京交通委法制處牽頭起草的《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安全管理辦法》(送審稿)的公布(在首都之窗網站上征求公眾意見)，推動了人們對乞丐生存狀態的進一步關注，該法規所包含的禁止在地鐵等軌道交通的車站出入口、車站內或列車上乞討、賣藝、吸煙的內容，引發了有關乞丐的權利，或說“行乞權”的話題。

　　該報在分析文章中稱，反對者將允許城市乞丐與倡導寬容精神和培育善良之心相聯系，認為該法規的制定實際上是剝奪了乞丐自由乞討的權利，有的還從該法的執行需要“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的角度加以評判。

　　“乞丐有無‘行乞權’”？其實說的是公民有沒有乞討的權利。該報認為，討論這一話題，必須明確幾個相關問題。

　　首先，嚴格地說，乞討行為從來都不是一種被社會道德或國家法律所倡導的行為。

　　“行乞權”在我國憲法法律中找不到其相應的根據。我國憲法有關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第45條)的規定，但從此項規定中引申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公民的行乞權。且不說這里講的“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的主體是指“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公民，而不包括年輕力壯、健康或有勞動能力者，僅從后面的限定也可看出，對于這項權利，國家所予以保障和發展的措施和制度中，并不包括國家有為乞討行為提供合適場所或方便的責任。

　　也就是說，乞討的權利并沒有成為我國法律制度所保護的一項權利。就人們對它的長期默認態度來看，它在本質上已成為一項習慣權利，或說是一種法外權利。法外權利不是為國家所保護的權利，也沒有相應的法律義務作它實現的條件或保障。又由于行乞不為社會普遍的道德所贊許，它不是一種道德權利，因此它的存在還缺欠相應的道德義務的支持。當一個乞丐走來向你伸出手時，你沒有義務施舍與他，你的這一拒絕行為既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也不會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

　　其次，行乞自由即便成為公民的一項法定權利，它也不是無度的，它的界限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乞丐是社會(主要是城市)的寄生體。在現代社會中，乞丐群體的存在雖說是現代文明的副產品，卻決不是現代文明的標志，他們給一座城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一目了然的。一個四處可見乞丐的地區或城市，對于游客來講是沒有吸引力的。這除了在于乞丐的衣著讓人不快之外，更在于許多行乞者令人厭煩的行為方式(反復糾纏)，尤其是那種租用流浪兒童行乞，或衣著襤褸偽裝成殘疾人在地上哀叫著爬來爬去的乞丐，更是令路人惟恐躲閃不及；至于棲身于建筑物拐角或地鐵入口處的乞丐，他們在夜晚的顯現不僅成為人們通行中的障礙，還多少威脅著夜行者的安全感�！坝械K景觀”、“妨礙交通”、“擾亂社會治安”的評價由此而出。所以，現代社會在強調公民有不受他人糾纏和冒犯的人身自由之時，對于這類寄生現象越來越持一種否定態度。在一些國家(如新加坡)中，法律將乞討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行為，或者對乞討的區域加以明確的規定(如美國哥倫比亞州)，便是基于乞丐及其乞討行為對于當地旅游業所構成的威脅直接損害到國家利益后果的考慮。

　　《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安全管理辦法》的出臺表明了法對于乞討行為的管制和限制。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第一，該法不是一部禁止乞討行為的法律文件，而是一部在內容上涉及限制乞討行為范圍的地方性法律文件，之所以對地鐵等軌道交通的車站內或列車上的乞丐加以限制，在于其環境的特殊性(人員流動性、密集性、風險性程度較高)，在這里非常態的行乞行為一旦失控，其后果不堪設想；第二，它的出臺并不是對公民基本人權的否定，行乞權不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在我國也不具有法的形式，該法實際上是將一項習慣權利納入法制的軌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反而表明了在此范圍外行乞行為的被允許和合法性。

　　從本質上說，乞丐群體存在的根源是貧困。盡管現代社會中的乞丐群體的形成，與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因“圈地運動”所導致的大量被剝奪了土地，而不得不離開農村聚集于城市棲身的赤貧人群體，以及以往社會因自然災害或戰爭所導致的大量行乞人群的形成有所不同，其中不乏行騙者，但因生活貧困而走上乞討道路的仍居多數。近年來媒體關于乞丐打的、行乞致富的報道多見報端，雖然這些調查有其真實性，但以乞討而致富者畢竟只是極少數(他們在群體內具有極強的示范作用)，報道者的目的無非是告誡善良的人們擦亮眼睛，以免上當受騙。

　　消除乞丐及乞討現象，除了加強對公民自強自立的道德教育外，關鍵在于鏟除產生它們的貧困根源。換言之，面對日益增多的城市乞丐，應當引起我們關注的不是“行乞權”的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建立一種對處于貧困狀態中的人們進行援助的完備的社會救濟體系和制度。就這一點來講，加拿大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加拿大各地都設有免費餐廳，給失業者和流浪的人提供食物。這些食品不算差，也有肉。他們白天蜷縮在街道兩旁，拉小提琴或彈奏其他樂器，晚上蓋一張報紙席地而躺。對于這些“文明乞丐”，在夏季警察一般不管，到了冬天，警察會把他們用車拉到警察收容所里。所以，人們說，在加拿大是餓不死人的，對于社會的窮人來講，吃有免費餐廳，穿有捐贈衣物，住有警察收容所，上街乞討只是討平日的零花錢。

　　加拿大的這些措施自然是與它的高稅收和高福利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其中非政府組織(如慈善組織)的積極參與(如募捐活動)給予我們以某種啟迪，但是當網上報道哈爾濱市救助站建立后的一個月中并未如期地受到其援助對象(乞丐們)的歡迎，許多乞丐“寧可街頭乞討，也不愿搬進救助站”的新聞時，人們看到，在行乞演變成一個特定人群體的一種職業行為后，欲圖歸化這一寄生群體，改變其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種種努力有何等的困難。乞丐的消失絕不是建立幾個救助站和施舍幾文錢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關于這個問題才是更應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