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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國在明顯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銀監會不斷表明自己開放的態度：引進國外管理層，歡迎外資參股。但即使在法律和政策障礙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外資銀行仍小心翼翼

　　12月8日，銀監會公布《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并將于12月31日施行。《辦法》規定，所有中國境內批準設立和監管的各類中資金融機構都可成為外資入股對象。

　　這一消息印證了此前國外媒體所言：中國將改變四大銀行目前100%國有的股權比例，吸引外資的戰略投資者在國有銀行中持股。

　　12月初，劉明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了給外資銀行更大的業務經營范圍的幾項措施：將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城市增加到13個，新增城市為濟南、福州、成都、重慶(此前已開放上海、深圳、天津等9個城市)；允許外資銀行在這些城市向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服務；放寬對外資金融分支機構的資本金要求；將單個海外投資者對國內金融機構的投資上限從15%提高到20%。

　　此前，劉明康還計劃讓“國際人才”在國有銀行擔任關鍵職務，如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盡管目前已有外國人和香港人進入少數中國內地中小銀行的董事會，但讓外國人參與管理國有獨資的銀行，對許多銀行界的人來說，仍是難以想像的。

　　“所有跡象均表明，中國政府正準備對國有銀行實行大刀闊斧的重組。”瑞銀華寶亞洲事務首席經濟學家約翰·安德森這樣評價。

　　　　外資參股成為改革榜樣

　　銀監會此次開放動作，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反響。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兼匯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戴維·艾爾敦說：“在金融服務領域，中國的腳步甚至比WTO協議規定的更快。”

　　在經濟學家眼里，銀監會超出WTO的承諾部分，才是這次銀行加速對外開放的精髓。

　　雖然單個機構持股比例和外資銀行所占股份都只有5%的上漲(15%漲到20%)，對外資銀行的話語權沒有一錘定音的效果，但對外資銀行從單純的戰略投資者轉向企業管理者卻意義重大。

　　“多出的5%股權可以讓銀行在董事會多占一席之地，或者派駐兩到三名人員參與高級管理層。”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副總經理連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其實，從加入WTO起，外資參股國內中小商業銀行便暗流涌動，而且很有成效。2001年底，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便收購了上海銀行8%的股權，成為第一家吃螃蟹的外資銀行，同期，花旗銀行擬參股交通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增資上海銀行等事項，均體現出外資銀行對參股的明顯偏好。

　　外資銀行成為盟友后，對中資銀行管理上的推動讓銀監會頗為滿意。在珠海世界經濟宣言大會和其他公開場合，劉明康多次提到參股榜樣——南京商業銀行。

　　1996年，南京當地40多個信用社合并成立了南京商業銀行，由于其多元化的股權結構成為外資入股的優先選擇。2001年11月28日，國際金融公司(IFC)注資2700萬美元，認購南京市商業銀行15%的股份。當時，這是外資在中資銀行的最大持股份額。

　　IFC入股后，即向銀行董事會派駐外方董事。同時，IFC還通過自身的高信譽向世界各地的基金募集資金，并組織、委派一系列援助性的國際專家組，對南京市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進行全方位培訓。在六個月內南京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及運營發生了很大改觀。

　　據了解，南京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原先降了一半，并已進入A股上市名單。

　　目前，銀監會的改革框架的潛臺詞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借助“外力”復制“中小商業銀行模式”，促成四大商業銀行改革。

　　“此時外資銀行入股國有商業銀行是撿便宜的事。”連平認為，在目前國有銀行改革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現存的種種問題都會成為外資銀行入股時的談判籌碼。“不良資產越高，價格就越低嘛。”

　　　　不良資產阻礙復制榜樣模式

　　在銀監會的改革意圖中，首選良策就是吸引外資銀行直接參股，但外資銀行的想法卻不完全如此。

　　11月27日，上海。首家在華注冊外商獨資銀行——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開業。銀行家們在剪彩儀式上共握長刀，切割了“一只烤得酥嫩的乳豬”。這一香港娛樂業常見的祈愿順利平安的儀式，令在場的許多人想到的是“切分市場”，而非合作。

　　渣打銀行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之一。對銀監會的“示好”，渣打最關心的是向中國企業開放人民幣業務。“我們會立刻著手申請上海分行和深圳分行的此項業務。”渣打銀行的新聞發言人錢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國有商業銀行壞賬比例是很大的，我們會首先關注這些問題如何處理。”錢晶說。

　　任何潛在的戰略伙伴在正式進入之前，都會進行嚴格的盡職調查，包括獨立審計和外部風險評估。在這個過程中，銀行賬上的不良資產問題變得更加令人矚目。

　　2002年，當時的央行領導曾透露，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約為25%，這一比例并不為許多外資機構所認同。今年11月底，標準普爾公布的評級中，四大商業銀行均被評為BB類的垃圾等級。(BB表示銀行債務有一定的投資保障，但重大的不明朗因素或惡劣情況可能削弱這些保障作用。)標準普爾的評級對外資銀行參股國有銀行不是好消息。四大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效果無疑成為外資銀行參股國有銀行的最大障礙。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缺乏處置不良資產的自主權，所以7年來，處理效果并不如想像的好。”中國建設銀行資產保全部總經理楊小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建設銀行資產保全部——早在1996年王岐山任建行行長時就已經組建的部門，成立后主要做的就是為國有企業核銷賬目，服務于國企脫困——當年在100多個試點城市進行的國有企業破產、兼并和“再就業”工程。

　　有一段時間，國內銀行業對于不良貸款的認識并不充分，最明顯就是“幾乎沒有專人負責這樣的事情，四大商業銀行，除了建行有資產保全部，其它都沒有類似的部門。”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何德旭回憶說。

　　1999年楊小陽受時任建行行長周小川委托圍繞“國有銀行如何處置不良資產”進行調研。很快，楊小陽就發現自己可用的方法少得可憐。事實上，國有銀行只有三種手段降低不良資產率。一是“往回收”，即依法收貸，能收回一些，但不可能是全部；二是“呆賬核銷”，即運用呆賬準備金核銷一些呆賬；另外一種就是債務重組，一直以來，基本都是政府主導、政策性的，而在市場自主運作的很少。這些方法普遍低效，被喻為“螞蟻啃骨頭”。

　　不良資產像“冰棍”一樣，時間越長“融化”得越快。這就需要商業銀行另辟新徑尋求突破。2003年，建行現任行長張恩照提出在全行開展降低不良資產“攻堅戰”。在這樣的背景下，另外一些方式開始浮出水面：將不良貸款打包采用折扣的方式，以市場價格轉讓出售給境內外的投資人是其中的主流。

　　建設銀行首先試探性地接觸了國外的一些機構如摩根斯坦利、高盛和美林等。

　　但創新沖動卻遭遇了體制羈絆。“銀行自主權非常小，不良資產按照實際市場價值往回收，都受到了政策的諸多限制；處置抵債資產的稅費也非常高；對于不良貸款的利息銀行甚至沒有權利停減掛免，這些必須國務院來定。”國家發展銀行市場與產業分析局局長王大用說。

　　而現在最令楊小陽頭疼的問題是，銀行債權資產不可以打折出售。

　　買家是做生意，而非做慈善，因而不良資產肯定要按市場價格來出售的，這個市場價格與賬面價格又很難一致，現行的《商業銀行法》沒有賦予銀行這個權力。

　　“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方法手段常會跟現行的法律法規產生沖突，因而他們往往在觀望和等待中浪費了時日。”王大用說。

　　　　“碰撞”政策的后果

　　“現在建設銀行是，堅持用案例‘碰撞’使政策產生積極變化，也不排除直接爭取政策”。楊小陽說。

　　這樣的“碰撞”在今年逐漸多了起來，建設銀行在七八月間轟動一時的合作項目建設銀行與摩根斯坦利合作處置不良資產的試點項目就是一個佐證。建設銀行向摩根斯坦利打包出售了華東五省市的一批價值40億人民幣的不良資產，這些項目仍未被監管部門批準。

　　這是國有商業銀行第一次向外資出售不良資產。業內人士稱為“一次在政策不允許的情況下的試觸”，商業銀行直接向外資出售不良資產主要面臨著兩個政策障礙：一是國有商業銀行能否打折縮水出售不良資產。二是商業銀行能否投資成立合作公司。

　　“項目目前已經報到了銀監會、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商務部，由銀監會牽頭正在對這個項目進行研究。”楊小陽說。

　　今年10月底，楊小陽還在醞釀即將在2004年一季度進行的一場醞釀已久的“抵債資產實物包”國際招標。

　　這樣的國際招標在國內銀行業尚屬首次。被打包出售的抵債實物分布于國內18個省市，主要是房地產實物，估價40億人民幣。

　　但是，這注定是一場艱難的國際商業之旅，在開始發標和路演之前，結局喜憂參半。根據國外經驗，實物資產招標的風險是最大的，實物拋出之后往往會遭到很大的非議。“最擔心的莫過于價格太低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何況還可能賣給外國人，所以至今沒有一家銀行敢輕易賣。”何德旭說。

　　事實上，這樣的挫折是國有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貸款的常態。中國銀行今年11月間向花旗銀行出售了部分不良資產，也需要等待監管部門的批復。

　　問題似乎又回到原點。約翰-安德森也認為，目前中央準備實施的銀行業解困政策，方向絕對正確，深度顯然不夠。要獲得有效管理，就需要引進戰略機構投資者。外資銀行參股顯然是改善國有銀行治理結構的良方，國家力推商業銀行重組上市，吸引外資參股，而其中高達2萬億的不良資產就成為一個繞不開的當務之急。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王晨波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