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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艾滋病人的合法權益甚至比給他們治療還重要，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存在著許多不足

　　每個談到艾滋病治理的采訪對象幾乎都會引用一個相同的例子來說明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1990年，泰國和南非都有1%的人感染艾滋病毒。到了2001年，泰國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保持平穩，而南非已經成為了每四個人就有一個HIV病毒攜帶者的國家。這其中的區別在于，泰國政府投入大量精力，甚至將避孕套發到小學課堂，而南非政府則是一種不作為的態度。

　　回過頭來看中國。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傳入中國之前，政府還在宣傳艾滋病是資本主義腐朽墮落生活的產物，是一種“臟病”，而今天，我們已經開始呼吁“相互關愛，共享生命”。一位政治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政府的重視有目共睹，然而不要忘了，這只是個開始。比如我們剛剛允許在電視臺播放有關避孕套的公益廣告。”

　　無處不在的歧視與報復

　　2000年夏季的一天，高英(化名)在艾滋病的折磨下離開人間。過了幾天，她的丈夫和兒子才把她偷偷埋到村東邊的一塊墓地里。從此以后，村里的每戶人家都把房屋向東的窗戶用磚頭和泥巴堵得嚴嚴實實，怕沾染上東邊吹來的“艾滋風”。著名防艾人士高耀潔告訴本報記者：“村里的人告訴我，他們連走路都要看清楚，切莫踩上了艾滋病人留下的腳印，以免染上‘艾滋氣’。有一次高英的丈夫用手摸了別人的一個籮筐，籮筐的主人立即把那個東西燒毀。強烈的歧視不僅對于患者，而且對于她的親人同樣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3年過后，歧視仍然在河南這個艾滋病的重災區蔓延。2003年7月，河南睢縣作為國家免費發放艾滋病藥物的試點縣，共準備了300份藥物準備發給艾滋病患者。政府在各個鄉也做了大力宣傳，但是著名志愿者胡佳告訴記者，直到11月28日，根據他掌握的數據，這300份藥物才發下去90份。

　　“艾滋病人的心理非常脆弱，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因為害怕歧視根本不敢去縣里的防疫站領取藥物。因為那樣做了以后，就等于給自己貼上了艾滋病人的標簽。有一位艾滋病人就曾經對他的子女說，等我死了，你們把我偷偷埋了，我要給這個家留個清白”，胡佳對本報記者說。

　　事實上，不僅是那些村民對艾滋病人畏之如虎，就是那些完全明白艾滋病傳播途徑的醫務工作者同樣也會為自己的安全擔心。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去年他們在河南艾滋村考察的時候，一位衛生部官員拒絕與艾滋病人握手，還私下對他說，艾滋病人真可怕。

　　冷漠和歧視只能激起仇恨。

　　接觸過無數艾滋病人的高耀潔告訴本報記者，她接觸過挺多對社會充滿仇恨的人。有個艾滋病人叫小黑，他專門在歌舞廳用針管抽自己的血，然后扎那些來此花天酒地的地方官員。小黑告訴高耀潔：“1995年我因車禍住院輸血，感染了艾滋病，從此以后，周圍的人見了我和我的家人跟躲瘟神一樣。患了這種絕癥，是醫院造成的，但是他們不承認，也找不到說理的地方，反正我活不了太久了，我恨他們，就扎他們，叫他們得艾滋病。”

　　高耀潔眼中的“新三座大山”

　　高耀潔于11月29日和30日分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北京大學做了兩場報告。老人在學校的演講中提到了中國艾滋病的“新三座大山”。她告訴本報記者：“過去我們說貧窮、歧視和恐艾癥是三座大山，而今天新的三座大山還鮮為人知。”

　　她所指的“新三座大山”包括了農民的封建迷信活動、醫騙子的詐騙活動和各種勢力對于艾滋病人的盤剝。

　　2003年5月16日，一對艾滋病夫妻來到鄭州高耀潔的家里，男的已經病入膏肓，他氣喘吁吁地對高耀潔說：“高醫生，我們離婚了，算褂先生說我們八字不合，才得了這種病。”女的在一旁流淚，她懇求高耀潔收養他們的兩個孩子。高見他們可憐，就勸他們不要離婚，這樣能互相照顧，并給了他們200元錢讓他們回去買點東西吃。兩人不勝感激地走了。后來高耀潔才知道，夫妻倆拿著她給的錢又去買了香和紙，到廟里磕頭去了。

　　艾滋病人的可憐同時也激起了一些人發財的欲望。敲詐、欺騙和利用艾滋病人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衛生部官員告訴記者：“目前民間有很多個人和組織利用艾滋病人絕望和求生的心理，進行詐騙。據我們了解，其中還有一些地方官員和這些人相互勾結，從中漁利。與此同時，政府免費提供的藥物在一些地方卻出現了發不出去的情況。我個人認為，這主要還是一個宣傳的問題。而且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醫務人員對病人進行解釋工作。他們一旦服藥出現副作用，就不再堅持，而寧愿相信那些江湖游醫。

　　據中國首席艾滋病專家邵一鳴透露，目前在接受政府免費治療的患者有6000多名，免費治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到目前為止，因為藥物產生的副作用，有1000多人已經退出。

　　刻不容緩的宣傳和關愛

　　許多人在提起艾滋病人目前遇到的困境方面，都會提到，我們要加強宣傳，并關愛他們。

　　但是，我們的宣傳工作真正做到位了嗎？本報記者對10個處于不同行業的人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中間只有兩個人能說全艾滋病的傳播途徑。而他們所在的單位沒有一家曾經對他們進行過艾滋病的教育。

　　12月2日，當記者見到胡佳的時候，他坦言自己很失落。他告訴本報記者，每年12月1日來之前我們都很興奮，而之后又會馬上感到失落。因為每年我們就指著打這么一槍。如果你12月1日來中國，你會覺得中國的艾滋病宣傳做得很棒。但平時呢？

　　對于中國艾滋病的宣傳，美國人歐迪龍也是深有感觸。他現在是民間組織“中國艾滋病資訊”的負責人。之所以做這項工作，是因為他在和中國的反艾滋病人士接觸后發現，很多人和組織，包括政府部門，只在做一個方面的工作，在此之外的東西他們就不是非常了解。“可是，這樣工作真的不行，因為它浪費了很多資源和時間，而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這兩樣東西非常寶貴！”

　　歐迪龍也肯定了中國政府這幾年做出的成績。他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我幾年前去云南瑞麗的時候,那里應該算是中國艾滋病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我跟當地醫生聊天，他們反映說從來沒有見過艾滋病人。我問他們，你怎么知道沒有？他們笑道，如果有的話，我們會看出來!他們也不用檢測,一看就知道。這怎么可能？現在瑞麗的情況好多了,政府重視這個地區的艾滋病問題,很多國際的民間組織在云南也有項目。可以說中國這幾年有不少好的改變,但是如果要有效地防治艾滋病,如果真的要執行高強副部長說的這個計劃,那么,必須大量地增加政府的投入和防治工作,必須讓中國老百姓了解艾滋病實際上離他們已經很接近了。

　　那么我們對艾滋病人足夠關愛嗎？一個例子讓我們相信至少在一部分地方，這還是個很嚴峻的問題。高耀潔和胡佳同時引述了一句話，他們說，在一個公開場合，河南上蔡縣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縣委辦公室張副主任公然表示，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胡佳憤怒地告訴記者：“試想如此心態，何以能對鄉民有善舉？”

　　除了宣傳和關愛，學術界還主張要從根本上保護艾滋病人，就必須加強立法。在11月初上海舉行的首屆“社會科學與艾滋病”研討會上，專家學者提出，希望通過推進政治文明和深化體制改革，以解決艾滋病問題。他們普遍要求加強涉及艾滋病人的人權建設，并呼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中國的立法機關很快對此做出回應。11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表示，我國將立法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權益，糾正社會歧視，全面預防艾滋病。以限制性活動隔離傳染源的方式防治艾滋病顯然不為患者所接受。其結果只能導致患者隱瞞病情繼續傳播別人。以前一些地方對患者采取隔離、控制的方式，產生了很嚴重的后果。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陸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