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司法權力是說理的權力，而不是專橫的權力，如果用專橫來對付輿論監督，效果會適得其反

　　本刊記者/金凌云

　　2003年11月21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級人民法院、廣州海事法院、廣州鐵路運輸兩級法院下發了《關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記者旁聽采訪我省法院案件庭審活動的通知》(粵高法[2003]252號，以下簡稱《通知》)。依據這份《通知》，從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屬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三大報業集團六家報社的6名記者將被禁止到廣東省三級法院旁聽采訪案件的庭審活動。

　　這6名記者是：《南方日報》記者戎明昌、《羊城晚報》記者林潔、《南方都市報》記者吳秀云、《信息時報》記者李朝濤、《新快報》記者溫建敏、《廣州日報》記者柯學東。

　　《通知》一經發出，便迅速在各報社引起強烈反應，當地許多記者私下稱此事為“封殺事件”。而除了對6名記者職業生涯的影響之外，對此事的議論已經延伸至“新聞報道與司法透明”的層面。

　　有人提出，廣州“封殺事件”將進一步暴露“新聞報道與司法進步”之間存在的種種問題，而“法院直接對記者實施制裁”的做法如果被效仿，將可能對全國法院審判報道產生深遠影響。

　　“罰單”為何開出？

　　“我不明白為什么會開出如此重的罰單？”一位此次被“制裁”的記者說。在他看來，這份“通知”的出現等于直接剝奪了他們的采訪權力。另一位受到“制裁”的記者也在電話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事不僅給他的采訪工作帶來了困難，而且還影響了他的職業聲譽。

　　11月7日和11日，六家報社分別從不同角度報道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在審理的一宗離婚析產糾紛抗訴案，報道大意為：在一宗離婚析產糾紛案中，妻子分得百萬家財，卻同時要分擔丈夫的百萬債務；此案經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后，廣東省檢察院提出抗訴，由廣州市中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

　　正是對此案件的報道使得各報社的撰稿記者招致“封殺”。在《通知》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稱，“該案由廣州中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正在審理之中，有關事實和證據正在深入調查核實。上述記者僅憑掌握的有限材料及旁聽庭審的情況，就公開披露所謂的‘案件事實’并加以評價，‘法院未判，記者已先判’，嚴重影響了法院的正常審判秩序，對審判工作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一位招致“封殺”的記者說，這樣的民事案件題材因其新聞性而被各家報社采用。依照以往的慣例，類似的庭審報道很少招來麻煩，但此次卻“不幸惹禍”。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通知》中并未提及他們的報道是否失實。

　　事情并不如此簡單，有受到“制裁”的記者提請本刊記者注意這樣一個背景：6月間，廣東省有關方面和廣東高級人民法院聯合下發了《關于規范采訪報道法院審判案件活動的若干規定》(粵高法發[2003]11號)。而這一《規定》，也正是此次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六名記者實施“制裁”的依據。

　　“八條規定”的出臺

　　《關于規范采訪報道法院審判案件活動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共有八條，被當地記者稱為“八條規定”，其主要內容為：“依法公開審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記者可以旁聽，但不得進行采訪報道”；“已經公開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訪報道，但必須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對事實和法律負責，并且不得作出與法院裁判內容相反的評論”；“省級以上(含省級)新聞單位采訪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審判活動，必須經省法院新聞辦公室審查批準”，等等。

　　廣州的多數媒體接觸到此《規定》是在7月初。其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邀請廣州各新聞媒體座談，座談會的議題主要是討論“如何處理案件審理報道”，各大報社、電視臺、電臺各派一名負責人、一名部門主任以及一名跑法院線的記者參加。

　　參加此次座談會的一位報社部門主任對本刊記者回憶了當時的情形：座談會剛一開始，主辦方——廣州市中院一名工作人員就拿出一份紅頭文件(即《規定》)開始念，然后講制定這份《規定》的必要性。最后，留半個小時給眾媒體代表發言。各媒體代表隨即紛紛發言對此《規定》的出臺表示質疑，認為“這與司法透明精神相違”。

　　媒體一方的意見是，“依照規定，所有案件在審理前審理中都不得報道，審理后不得批評，等于剝奪了媒體對法院的輿論監督權”。

　　而來自法院一方的解釋是，出臺此《規定》，主要是考慮很多案件在法院未宣判前，媒體就大肆報道，給法院的審理工作帶來很大干擾，有“法院未判、媒體先判”之嫌。一名工作人員舉例說，早先河南鄭州的“張金柱”案，就是一個媒體先判、“民意殺人”的典型。此外，由于法院方面的負面新聞太多，損害了法院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形象，如果媒體對已生效的判決說三道四甚至背道而馳，將進一步“損害司法的尊嚴，削弱人們的法律信仰”。

　　12月2日，廣州市中級法院研究室主任鄔耀廣以“在上海出差為由”，“不接受記者的采訪”。廣東省高級法院也婉拒了本刊記者的采訪請求。在電話中，高院分管宣傳的某負責人說，這不是“封殺”，而是告訴記者們，采訪報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結論為主。

　　這樣的爭議至今仍在不同場合里繼續。而對于此次6名記者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封殺”事件，至今未有報社作出明確回應。

　　輿論監督與司法進步

　　事實上，類似“對記者實施制裁”的事情在國內已非第一次出現。2002年7月26日，蘭州市公安局宣傳處就曾向包括蘭州晨報、西部商報在內的六家當地報社發函，明確表示，對分屬這六家報社的16名記者“各分、縣局和市局機關各部門將不予接待”，其理由是，這些記者的報道“損害了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給公安工作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更早些時候，中國足協也曾因對一些體育記者發出“封殺令”而在媒體中掀起軒然大波。

　　對于此次廣東“封殺事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的評價是：司法權力的“越位”。

　　賀衛方說：“如果記者報道中出了問題，比如失實，應針對特定情形由有權進行處罰的機關(如新聞出版局)進行處罰。法院直接發出通知剝奪記者的采訪權力，這是一種專橫的態度，是越權行為”。這位學者的看法是，此次“處罰”的依據——《關于規范采訪報道法院審判案件活動的若干規定》的出臺本身就不合法，是法院越權制定規則對采訪報道、新聞自由進行限制，“這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歡迎輿論監督，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新聞采訪”。

　　關于此次“封殺事件”對新聞報道可能造成的影響，賀衛方表示，因目前情形仍不明朗不好評價。但他認為，此事對司法進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將進一步損害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權力本身是說理的權力，而不是專橫的權力，如果用專橫來付輿論監督，效果將適得其反。”

　　賀衛方認為，“新聞報道干擾法院審理工作”的說法過于片面。在他看來，使司法獨立性受到干擾的，更多的是來自法律之外的其它權力。新聞單位代替民眾行使的知情權，有助于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而法院的案件審理活動是需要輿論監督的，因為“并不是所有法院的判決都代表真理”。

　　“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應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沒有輿論監督，也難有司法的進步。當然，有時候新聞報道的傾向性可能使司法承受了不應承受的壓力；而有時候，司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聞自由。但隨著制度進步，應該使其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排斥。”賀衛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