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孫展韓福東

　　簡單地做過一些化驗，一枚大約5厘米長的針頭刺進了趙鎮的血管，暗紅色的血液被緩緩地抽了出來，直至裝滿兩個400毫升的塑料血袋。眾多血袋被一起裝進了一個“小罐子”，小罐子像甩干機一樣旋轉。30分鐘后，罐子停下來。血被明顯地分為兩層，上層是黃白色的液體，它們被血站的人提走。下面是暗紅色的液體，這些則被回輸到賣血者的身體里。然后，賣血者可以從血站領到50元人民幣。

　　這是趙鎮對自己第一次賣血全過程的記憶。那是1994年10月間的事了。那時，他健康有力，“一年中難得感冒一次”。而現在，他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幾乎無法從事體力勞動。他是河南省商丘市睢縣東關南村眾多艾滋病感染者之一。

　　防治并舉與政府承擔

　　究竟有多少農民參與了這樣的賣血活動，至今仍是一個謎。

　　根據河南省衛生廳于2002年8月作出的匯報資料顯示，河南省“全省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共計18.3萬人，其中駐馬店、周口、南陽、信陽、開封、商丘6市有14.8萬人。”而專家和民間說法顯然幾倍于此。一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形容1993年到1995年賣血高峰期的瘋狂景象，幾乎每一個他所認識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參與其中，有時甚至包括一些老人和不滿16歲的孩子。

　　組織賣血的行為在1995年之后被明令禁止，并被歸咎為非法血站和血頭的個人行為。但是，村民們則認為那些頻頻出鏡的領導們在縣電視臺里進行的“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的蠱惑，以及極度窘迫的生計難題才是他們走上賣血之路的現實原因。在中原的農村地區，一戶農家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余元，而夫婦雙方一個月的賣血收入即可超過此數，兩者之間巨大的落差使得村民們對賣血趨之若鶩。

　　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戴志澄揭示了這種行為的危害性，“它造成了中國艾滋病感染的第二次高峰。”在經過7～8年的潛伏期之后，這部分人群如今陸續進入了發病期。

　　根據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防治中心醫生張可的調查，在艾滋病感染的重點地區，近年發病人數的增長率已經達到了20～30%，而這些人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救治，他們的壽命平均只能維持18個月。

　　張說這些話不久前的11月6日，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一次公開場合對社會作出承諾，政府將出資對農民和城市中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實施免費的藥物治療。對政府的承擔，戴志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這表明中國政府在經歷了多年的以“預防為主”的策略之后，逐步轉變到“防治并舉”的階段，“這本來就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衛生部最新的估算結果顯示，中國目前艾滋病感染者人數達到了84萬人，其中病人有8萬。一個被廣泛引證的預測是，到2010年，中國的HIV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到那時再去探討艾滋病的防治問題，顯然太遲。

　　試驗藥物及高昂藥價

　　趙鎮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接到妻子打來的電話的。那是2000年3月的一天。此前3天，妻子李霞剛剛被檢查出HIV陽性。趙鎮和鄉友連夜趕回河南，然而，他們都沒能幸免。之后被檢測出HIV病毒的還有趙的父親。

　　從1999年起，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這個700多人的村莊。

　　絕望是這個窮困家庭惟一的色彩。3個月之后，李霞開始持續的腹瀉，她突然覺得死亡離自己很近。長期的痛苦中，夫妻倆甚至開始考慮他們離去之后兩個孩子的生計。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霞在一張舊報紙上看到了河南醫生高耀潔的事跡。她試著給高寫了一封信，高很快就回信了。隨后不久，這位和藹的老人親自來到東關南村看望趙鎮夫婦。在高耀潔那里，趙鎮和李霞知道了更多關于艾滋病的知識。老人建議他們到北京去找“愛知行”研究所，這個民間機構同樣是以救助艾滋病人在醫界享有盛譽。

　　賣掉了家中的口糧，趙鎮和妻子在2000年10月來到北京。在北京，趙鎮知道了艾滋病并非無藥可醫。但是這個信息對他來說意義并不大——這種名為“雞尾酒”的療法所需的藥物在當時全依賴進口，一個人一年的治療費用高達8萬～10萬元。高昂的治療費用，對這個年收入不過千余元的家庭來說簡直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而那個時候，整個中國能接受這種方法治療的人不過100人。

　　在“愛知行”研究所的幫助下，趙鎮找到了佑安醫院。在那里，剛好有一家藥廠在進行艾滋病藥物的試驗。這是一種裝在小瓶子里的中藥試劑，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的療效，惟一的好處在于它是免費的，藥廠甚至承諾對堅持服藥者提供免費的檢測。趙鎮沒有選擇，這已經是這個普通農民最后的希望。

　　在趙的感召下，那些不甘在沉默中死去的村民開始跟隨他外出尋找藥物。趙鎮說，他已經記不清到底帶了多少批感染者來到北京。

　　從2001年始，趙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去一趟北京，每次帶著100多號人。這些人先后在佑安醫院或者302醫院得到了免費發放的藥物。這并不是正規的“雞尾酒療法”所用的藥物，而是一些藥廠提供的試驗藥品，通常是中藥試劑或是中成藥膠囊。運氣好的時候，接受免費藥物測試的人還可以享受到報銷路費的禮遇。

　　試驗藥品并沒有阻止村里人相繼地死去。“他們會改善一些癥狀，但是治不了病。到現在，村里已經死了40多人，還有更多人在發病。”多年的經歷，趙鎮意識到這些免費藥物的作用有限。

　　常年在地壇醫院病毒研究室工作的醫生姚均，經常會接到一些藥廠委托送檢的艾滋病感染者血液標本。他告訴記者，從檢測的數據來看，那些國產的中藥產品對于抑止艾滋病病毒復制幾乎沒有特別的效果，只是對免疫學的一些指標有所幫助。

　　“到目前為止，國際上通用的治療艾滋病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雞尾酒療法’。國內還沒研制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特效藥，而且近幾年開發出特效藥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在中國最早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醫生之一，中國醫學科學院艾滋病防治中心教授曹韻貞說。曹介紹，目前共有17種藥物得到美國FDA的正式批準用于治療艾滋病，“這些藥物的療效都不錯。”

　　而對于趙鎮及其鄉民來說，能夠用上免費的中藥減輕一些癥狀已經非常不易了，價格成了他們求治路上也許窮其一生都無法跨越的鴻溝。

　　專利困境

　　“這幾年，我們已經和掌握這些藥品專利權的制藥廠進行了多輪談判，并且成功使得這些藥廠進行了大規模的降價，有些藥品的降幅超過50%，但是這與病人所能夠接受的價格還是有很大差距。”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治療與關懷室主任張福杰說。

　　從2002年底，國內廠商已經開始陸續仿制了四種用于“雞尾酒療法”的藥物。“這幾種藥物可以配成兩個組劑，價格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一位長期從事艾滋病臨床治療的醫生告訴記者，這使得接受正規的雞尾酒療法救治的感染者在2003年大幅度激增。但是，這些藥物都是國外早期研制開發，專利權已經到期的品種，相比于國外目前使用的主流藥物，國內仿制的藥物存在用藥復雜、副作用較大等缺點。

　　在藥物價格很難再有突破的情況下，尋求低廉藥物的希望被寄托于盡早啟動強制許可權。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的有關規定，各成員國在發生大眾健康危機時可以采取特殊措施，包括允許本國企業強行仿制外國專利藥。

　　“國內仿制大部分品種幾乎沒有技術上的障礙，無論是藥物原料還是人員技術力量在中國都可以實現。阻礙艾滋病藥物國產化的最大問題是專利權。”上海迪塞諾生物醫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金亮對本刊記者說。迪塞諾是最早開發仿制治療艾滋病藥物的國內廠家之一，該公司仿制的三種藥物已經開始在國內得到推廣。李金亮說，強制許可的實施要綜合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剛剛加入世貿組織要考慮國際影響，國內的醫療救助體系也確實需要有完善。

　　從事多年疾病控制的戴志澄則認為，84萬的感染者中被發現的只有4萬多人，而這4萬人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用藥，只有具備特定條件者才能夠進行雞尾酒療法，而目前國內廠商的生產能力完全可以滿足這部分人的用藥。“現階段的重點工作應該是怎樣及早發現那些還在‘地下’狀態的80萬人，只有確證的感染者和病人達到一定的規模，啟動強制許可才會起到應有的效果，否則盲目啟動強制許可只會弊大于利。”

　　“國家有關部門已經開始研究實行強制許可的問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韓孟杰透露說，“但任何新規則的實施都要有一個過程。”

　　公共政策的轉向

　　2003年7月，趙鎮和縣里其他一些感染者終于用上了雞尾酒療法的藥物。“是上海迪塞諾公司生產的去羥肌苷、司他夫定和奈韋拉平。”趙鎮對這些藥品的名稱已經了若指掌。這是趙的和他的病友們在北京求醫的時候，聽人提起國家正提供了一批免費的正規藥物。回到縣里，他們找到衛生局要求向國家申請。

　　沒過多久，藥品真的發下來了，一共90多份。經過身體檢測，第一批40多人開始用上了免費的國產雞尾酒療法的藥物。

　　據張福杰介紹，此類免費藥物在2002年就開始發放，當時是國家財政撥款購買的進口藥品，共有100個“幸運者”進入了免費名單。而在2003年，國產“雞尾酒”藥品也開始上市，使得大批量的政府采購成為可能。與此同時，更大規模的免費治療也開始實施。“到今年10月底已經發放了5289份免費藥物。目前的效果非常明顯，已經大大降低了當地的死亡率。”張福杰還提到，艾滋病全球基金已經向中國提供了9800萬美元的援助，旨在提供覆蓋中原五省的艾滋病防治問題。這個基金的目標是到2008年為4萬人提供免費的救治。

　　韓孟杰說，中國政府在政策上一直重視艾滋病的防治問題。1990年代中期已經制定了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2001年又制定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此外，政府與各個制藥廠進行了多輪談判，成功地使進口藥物的價格有了大幅度降低。最為重要的是，從今年3月開始，衛生部在全國51個縣建立了艾滋病綜合防治區，到年底，此類綜合防治區要擴大到100個以上。在這些綜合防治區內，家庭貧困的患者可以得到健康教育、行為干預、醫療護理、咨詢關懷內容的幫助。“這是一個著力點，艾滋病的防治畢竟不僅僅是藥物的問題，與之相伴的諸多問題解決不好，單靠藥物是發揮不出什么作用的。”韓孟杰說。

　　伴隨這些政府行為的介入，成千上萬處于貧困地區的艾滋病感染者似乎看到了希望。但這僅僅只是一個開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說，中國艾滋病患者的治療困境從根本上講，是一個藥物可及性的問題，無論是價格還是專利權，歸根到底還是要落實到政府公共政策的轉變。

　　事實上趙鎮并沒有坐以待斃。從2001年開始，他和睢縣其他一些熱心的感染者自發組織成立了“愛心互助小組”。在這個小組里，HIV感染者們可以相互學習治療艾滋病的經驗，救助那些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留下的孤兒。互助組人數最多的時有100多人，他們不定期向社會進行宣傳以消除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同時向政府部門爭取相關的權益。

　　因為經濟原因，互助組現在只剩下20多個骨干人員，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戶去勸說那些出現艾滋病癥狀的人趕快去做檢測，還與各個學校交涉免除那些艾滋孤兒的學費。組員們大都陷入赤貧狀態，互助組的工作現在幾近癱瘓。

　　一位當地醫生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讓外界知道的太多，就是怕影響了縣里的形象，影響了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但是艾滋病的散播會使得政府所有的努力毀于一旦，這一點基層政府還沒有形成共識。

　　趙鎮說，到現在為止，互助組已經救助了100多名艾滋孤兒，并促使300多名HIV感染者去做了正規的檢測。而這些，是他這幾年來惟一值得欣慰的成就。(文中艾滋病感染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