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稅收改革同步，財政體制也面臨調整性改革，即在總支出不變的前提下，增加社保、教育、衛生等公共領域的份額，明年3月人代會上對預算報告的審查也將遵循這一準則

　　國內財稅專家、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本周對《財經時報》說：“從下半年出口退稅改革開始，中國新一輪稅制改革拉開了序幕——可以肯定地說，以結構性調整為特征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正式啟動。”

　　記者獲知，此次稅改將涉及增值稅轉型、完善消費稅、統一企業稅收制度、改進個人所得稅、完善地方稅制度、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特產稅等7個方面。

　　“將在保持稅收收入穩定較快增長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分步對現行稅制進行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改革。”國家稅務局局長謝旭人上周在“中國財稅論壇”上，亦首次公開對下一步稅改做出明確定位。

　　增值稅轉型刺激投資

　　“所謂結構性調整，簡單理解就是在保持稅收總量不變的前提下，調整不同稅種的收入構成，即不同稅種有增有減。”高培勇教授說，保持稅收總量不變，是因為稅制改革首先要考慮保證政府的財政收入。本屆政府施政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協調發展”，包括城鄉協調、區域協調、經濟與社會協調、人與環境協調、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協調等，這都需要政府用“錢”鋪路和推動。

　　但從世界各國趨勢看，減稅已成為未來稅改的必然趨勢。如美國計劃2001年以后的10年中減稅1.35萬億美元；德國計劃2001～2005年減稅總額約900億馬克。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波蘭、保加利亞等也紛紛出臺降低稅率等減稅措施。

　　“對中國新一輪稅改中保持總量不變的原則，不能簡單理解為沒有減稅。”高培勇分析，“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必然會降低某些稅負，而對以前缺少或不合理的收入，則增加或提高了征稅比例。”

　　此次結構性調整中，被列在改革首位的是增值稅轉型，即由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政府最大的期望是以此刺激企業的投資欲望，增強民間投資動力。這兩種類型的最大區別是：生產型增值稅只能扣除屬于非固定資產的那部分生產資料的進項稅額，消費型增值稅同時“允許企業抵扣當年新增固定資產中機器設備投資部分所含的進項稅金”，也就是說，企業交納增值稅時，可以將購買固定資產所含稅款扣除。這樣既縮小了稅基，又避免了重復征稅。

　　因此，增值稅轉型的最大受益者，將是那些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較高的企業，如國有大中型企業和一些高科技企業。增值稅轉型的意義，從微觀上看，增強了企業擴大投資、進行技術更新和改造的動力；從宏觀上看，促進了基礎產業和高新產業的發展，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用消費性增值稅。中國在1994年開始設立增值稅，之所以定為“生產型”，因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抑制過熱的投資行為”。

　　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

　　消費稅將是下一步稅制改革的另一大稅種。與增值稅轉型帶來的減稅效果不同，消費稅改革更具“結構調整”的性質，即有增有減。按照謝旭人的解釋：“完善消費稅，對稅目進行有增有減的調整，將普通消費品逐步從稅目中剔除，將一些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適當擴大稅基。”

　　與其他稅種相比，消費稅征收的一大特點是必須體現“納稅能力公平”的原則，這主要體現在納稅能力負擔方面。因此，消費稅的課稅對象是高檔消費品、奢侈品以及高檔消費行為。至于何為“高檔”，通俗理解是指社會一般收入階層不敢問津的商品和消費，而且“高檔”的標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原來征收消費稅的普通化妝品和護膚護發用品等，早已不再是高檔消費品，應屬于此次稅改中“將普通消費品逐步從稅目中剔除”的范圍。

　　對社會公認的高檔消費品的課稅形式，目前也存在爭議。如將汽車列為高檔消費品已經沒有異議，但有專家建議，應該對不同檔次汽車實行不同稅率，如不同的排氣量、不同的燃料等。還有專家建議，對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消費品，如燃油、鞭炮、煙花等應提高消費稅稅率。

　　不過，有一點是專家、學者共同認可的，即在科目、稅率等方面對消費稅進行調整，對解決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問題、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具有積極和決定性作用。

　　自1994年至今10年來，從政府的調控目標到納稅人的身份等諸多環境因素，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行稅制的調節功能越來越顯露出其局限性、被動性。根據歷史經驗看，大約每經過10年，中國的稅制就要經歷一次大調整，如此前的幾次重大稅制改革分別發生在1953年、1963年、1973年、1983年和1994年。“因此，目前開始新一輪稅改正是時候。”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說。

　　財政改革同步進行

　　作為整個稅制的改革，下一步稅改中將涉及的內容還有：統一企業稅收制度，包括統一納稅人的認定標準、稅前成本和費用扣除標準、稅率、優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內容；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稅前扣除項目和標準以及稅率適當調整；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完善地方稅制度，結合稅費改革對現有稅種進行改革，并開征和停征一些稅種，在統一稅政的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特產稅，逐步降低農業稅的稅率，并向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傾斜，積極創造條件，逐步統一城鄉稅制。

　　與稅收改革同步，財政體制也面臨同樣的調整性改革。即在總支出不變的前提下，增加社保、教育、衛生等公共領域的份額。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就下發了文件，要求中央和地方在編制2004年預算報告時，要充分體現向公共領域的支出傾斜的指導原則。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的2004年預算編制已有明顯體現。”財政部預算司人士介紹：“明年3月全國人代會上對預算報告的審查，也將遵循這一準則。”

　　財稅體制同時進行結構性調整，特別是財政完成由“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從體制層面看，一個主要原因是稅改將帶來投資行為的變化。如增值稅轉型不僅是避免重復征稅、完善稅制的需要，還是一種事實上的減稅政策。這種減稅效應刺激的是企業和民間的投資積極性。

　　“這正是積極財政政策選擇退出的最佳時機。”財稅專家馬海濤博士說，“多年來積極財政政策，特別是國債投資頂著各種壓力但不能退出，缺少的就是，代替國債投資成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社會投資的出現。”

　　理論界一直有“財稅不分家”的說法，這不僅是指稅收是財政的主要來源，還表明兩者之間體制關聯。此次通過稅制改革，使中國財政的轉型具備了可能性，對備受指責的“財政越位和缺位問題”也有了可操作性的解決途徑。

　　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方案正在給各界帶來較高的期望值。但高培勇教授說：“這次稅制改革與1994年不同，改革方案不是一刀切式的全面推廣，而是漸進式的分步實施，即成熟一個推出一個。”(來源：財經時報 作者：楊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