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花的評選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分布要廣泛；二是外觀要漂亮；三是要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四是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價值。

　　 國花評選歷經20年，始終未有結果，有人叫好，有人反對，有人質疑。最近，中國林學會再次著手組織評選國花，并已呈報給全國人大審議。此番逐鹿，波瀾再起———

　　 國花空缺

　　 全世界約有花卉3萬種，原產于我國的花卉就有1萬—2萬種。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為此贊譽“沒有中國的花卉，便不成花園”。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確立了自己的國花，中國是惟一尚未確立國花的大國。

　　 由于沒有國花，在2001年的APEC會議上，新聞報道出現了“以中國國花牡丹為背景”的笑話；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國花的空缺，更成為悠悠古國的世紀遺憾。

　　 其實，中國花文化情結的歷史源遠流長，中國人欣賞花，不僅欣賞花的顏色、姿容，更欣賞花中所蘊含著的人格寓意、精神力量。陶淵明之“采菊東籬”、林靖和之“疏影橫斜”、周敦頤之“出污泥而不染”、孔夫子之“蘭當為王者香”、蘇東坡之“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中國繪畫的一大半兒就是畫花卉。有的人窮其一生，就是為了把一種或幾種花畫好。畫好一種花是不容易的。中國有多少以花命名的女人？中國有多少花被女子用做名字？這在外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開始栽培牡丹，在唐代，素有國色天香之稱的牡丹契合了當時社會的審美心理，被譽為萬花之王。“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三條九陌花時節(jié)，萬戶千車看牡丹”，從這些詩句中，我們仿佛還可依稀看到唐人對牡丹無以復加的癡情和偏愛。到了清朝，慈禧一句懿旨，將牡丹正式定為國花。而在文學藝術史上，梅詩、梅畫數量之多，足以令任何一種花卉都望塵莫及。1915年版《辭海》載：“我國向以牡丹為國花”。1929年，梅花曾被國民政府確定為國花。從花的角度，可以解讀一部中國歷史，一部中國文化史。

　　 于是，有網友將評選國花的理由歸納為：中國悠久的花文化及其對國人有著深刻的精神影響；國花的評選體現了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國際交流的不斷擴大需要通過一種媒介來表達友好的意愿；助于帶動中國花卉產業(yè)的發(fā)展。

　　 我們要有自己的國花，以此作為國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當海外游子看到中國的梅花、牡丹之時自然會涌起一種奮發(fā)自強的自豪感；當外國友人看到中國國花時，他會說China。

　　 國花異議

　　 不久前，一位名叫楊仕智的先生在《人民日報》撰寫《國花、國樹和國鳥非評不可？》一文，對評選提出異議，并認為“倒是有好多比評國花、國樹和國鳥更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許多事“比搞什么評無多大實際意義的國花、國樹、國鳥要重要得多”。

　　 “自然界的物種是平等的，我們人類沒必要把它們分等級。不管選定的國樹、國鳥、國花是哪種，必定會使一大批的國民不悅，特別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心中的偶像落選了，他們那難以改變的思想感情受傷害了。如果為了追求美或提高人們的環(huán)保意識而進行評選國樹、國鳥、國花，那我們在評定國樹、國鳥、國花后，還要評國魚、國蟲、國禽、國獸……永遠都沒完沒了。”一位學者在新華網上如此評說。

　　 沒有國花，于國家主權無礙，于民族精神無礙，于國勢前程無礙。

　　 相反，幾乎任何一項評選后面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驅動，各地和各行業(yè)協會如此興師動眾地爭搶“國”字號，也是考慮到“國”字號會給行業(yè)和地方的經濟和名氣帶來難以估算的價值和影響。

　　 20世紀80年代的兩次評選，一次是梅花奪魁，牡丹居亞，另一次則是牡丹稱王，梅花位次。在1994年的評選中，兩者的競爭更達到了白熱化階段，甚至由花與花的競爭演化為了省與省、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河南洛陽成立了市長親自掛帥的“牡丹爭國花領導小組”，再加上北京、陜西省西安市、山東省菏澤地區(qū)等的加盟，聯合成立了“全國牡丹爭評國花辦公室”，四方“游說”，力捧牡丹為國花。最后專家確定下的兩個候選方案是一國一花(牡丹)和一國四花(牡丹、荷花、菊花、梅花)。而評選小組組織了31個省、市、自治區(qū)進行投票，結果牡丹以18票獲勝。

　　 一場普通的國花評選，卻差點成了一場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八仙競技，其中的問題在事隔近1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反思。

　　 花魁誰占

　　 20多年來，為什么始終沒有評選出國花？

　　 據中國林學會透露，國花的評選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分布要廣泛；二是外觀要漂亮；三是要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四是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價值。

　　 馬上有學者提出質疑：“分布要廣泛”的要求就不妥，看似合理然而卻太主觀，因為大家喜歡的未必就是分布最廣泛的物種，大熊貓分布并不廣泛，但它卻是人人喜愛的國寶。同樣的理由，“外觀漂亮”也不宜作為硬性規(guī)定，因為“漂亮”與否并沒有統一的標準，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構成之復雜，各民族傳統之差異，這樣的要求尤其顯得意義不大；無論“國樹”、甚至是“世界樹”，都只是樹而已，不會有太多內涵，“青松傲雪表風骨”之類的只是文學語言，不足為據。何況，傳統文化的內涵博大精深，如講“中庸之道”的儒學是一種文化，而反中庸的法學也是文化的一種，靠幾種花鳥魚蟲怎能代表得了？

　　 誠然，中國地域遼闊，花文化的積淀異常深厚，一國一花難以代表整個國家的自然、植物、人文情況。

　　 據了解，以往我國國花評選，牡丹、梅花各有眾多呼聲。陳俊愉教授是中國大陸最早倡導評選國花的專家，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以梅花為國花的建議。后來他又提出了“一國兩花”(牡丹、梅花)的構想，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許多專家認為一國兩花較為合適，梅花可以代表長江流域，牡丹可以代表黃河流域的花卉，一喬木一灌木，一個象征精神文明，體現中國人艱苦奮斗、不屈不撓的品格，一個象征物質文明，體現國泰民安、富裕祥和。同尊梅花和牡丹為國花，可激勵各族人民和海內外炎黃子孫繼續(xù)自強不息，為實現牡丹象征的幸福和繁榮而努力。1994年，中國曾舉行過盛大的國花評選，報選牡丹為國花，蘭、荷、菊、梅為“四季名花”，但全國人大認為各方分歧太大而沒有作出決議，最后不了了之，真可謂眾口難調。

　　 畢竟評選國花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寧可慎重從事，不能草率決定，否則將會造成千古遺憾。

　　 相比較而言，那些領土幅員不大、歷史短淺、文化單一、民族結構不復雜的國家，很容易評選出自己的國花，如澳大利亞的金合歡、荷蘭的郁金香、法國的香根鳶尾花、德國的矢車菊、泰國的睡蓮……人不多，意見容易統一，也容易照顧得周全，容易歸攏出一個大伙兒都接受認可的結論。

　　 中國的花魁不好評。

　　 全民評花

　　 為什么評選國花一定要全國人大來定奪？

　　 評選國花這種事，不會發(fā)生在戰(zhàn)亂動蕩的年代，也不會發(fā)生在饑餓荒寒的歲月，評選國花，是盛世之舉，說明中國社會已經走向國泰民安了。

　　 但像國花的評選一定要上報給全國人大嗎？照此類推，今后凡是“國”字號的評選，比如國酒、國宴、國竹、國果、國草……都要報全國人大來定奪，全國人大豈不成了行業(yè)評選委員會了？而且，國花顯然是不能跟國旗、國徽、國歌相提并論的，因為后者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象征，而國花等不具備這種象征性。

　　 全國人大這個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全國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它的職權是立法、監(jiān)督、任命和罷免等等，像國花的評選顯然不在它的職權范圍之內。

　　 既然是“國”字號評選，就應該切實體現盡可能多數的國民意趣，具體哪些動植物品種可以榮獲“國”字號的光環(huán)，不應該由有關機構或專家先定標準，只能由國民通過合適的方式決定，因為這類評選并不具有什么科研的效用。這種評選也不應該服從于經濟或其他什么目的，如旅游業(yè)發(fā)展等———這還不同于前些時候評選“中華十大名山”，十大名山的評選確實還負有“提升中國山地資源整體形象”之責，那時適當為旅游業(yè)考慮一些還情有可原。國樹國鳥國花和十大名山具備的附加值并不相同。

　　 中國社科院的陶慶梅博士認為，國花具有國家名片的象征意義，評定標準的制定是一件牽動方方面面關系和利益、直接影響評選程序和結果公正的大事，不能不由分說就剝奪公眾在制定評選標準上的話語權、投票權，隨隨便便就授予中國林學會。

　　 評選國花問題上，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套公開、公正的程序和標準，同時，必須要有全國公眾的廣泛參與。試想，如果還像1986年那樣，根本沒有引起公眾的參與熱情，十多億公民只投來可憐的15萬選票，卻要將這樣缺乏廣泛參與性的評選結果作為全國公認的“國×”介紹給全世界，這樣的評選活動到底是在凝聚還是在瓦解公眾的愛國熱情？

　　 陳俊愉教授也曾表示：“各國憲法都只對國旗、國徽作了規(guī)定，沒有哪一個國家將國花列入憲法，可見，國花應當是群眾性的，國花的評選也應當廣泛征求群眾的意見。”

　　 因此，評選國花固然莊重，但無論政治或是經濟的意義都有限得很，也不宜搞成政治活動，應以平常心待之，標準的確定及最后的定局還是應該尊重百姓的意見。(中國民航報/理正、孫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