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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改革早已不是什么新的話題，而近來聯合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和戰后重建中只承擔“配角”的事實，確實又令它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萎縮了不少，這多少也令聯合國掌門人安南加快了力推新招解決沉疴的步伐

　　文/馮亦斐

　　11月6日，安南宣布任命16名在國際事務中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為“威脅、挑戰與改革”高級別研究小組成員，負責對全球在和平、安全、經濟及社會領域面臨的重大威脅與挑戰進行研究，并就集體應對方法提出意見與建議。泰國前總理阿南擔任該小組主席，成員包括中國前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挪威前首相、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干事布倫特蘭、國際危機組織主席埃文斯，聯合國前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以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等。

　　這個小組是由安南9月23日在聯大發表演說時首次倡議成立的。該小組將在明年聯大前向秘書長就一系列問題做出報告，包括當前國際和平與安全面臨的挑戰、集體行動對解決這些挑戰的作用、聯合國主要機構的作用及相互關系、以及如何通過機構和運作改革加強聯合國的作用。

　　十字路口的抉擇？

　　在倡議成立這個小組的演說里，安南強調，聯合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需要確定原有的原則與精神是否適應當今的形勢，以及是否需要進行改革。他認為對基本的政策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結構性改變進行嚴厲審視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與其說時機成熟倒不如說是改革任務的緊迫。”外交學院教授、聯合國問題專家鄭啟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本次聯大會議上對聯合國進一步加強改革的呼聲很高，尤其在伊拉克戰爭之后，聯合國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削弱。有些國家因此而認為聯合國在安全問題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主要功能應該轉到經濟及社會發展上去；但是還有很多國家并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認為聯合國應該嚴格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在和平及安全領域發揮它的核心作用。

　　“在這個背景下，聯合國的改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鄭啟榮說。如果聯合國不及時采取行動；那就可能會象20世紀30年代末的國聯在德國、日本這兩個理事會成員發動侵略戰爭后無所作為而漸漸走向消亡，那也正如安南自己所說，“歷史是一個嚴厲的法官，如果我們錯過這個時機，他是不會原諒我們的。”

　　其實安南從上任伊始就曾著手進行改革，但最初階段只是簡單的“外科手術”，而這次聯合國面臨的危機恐怕需要一次傷筋動骨的“內科手術”。所以，成立這樣一個有著豐富“內、外科經驗”的智囊小組，是安南很聰明的一個舉措。

　　曾于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兼新聞發言人的袁士檳，對本刊記者分析說，“成立這樣一個比較權威的小組，將來自世界各國的著名人士集合在一起，對聯合國面臨的挑戰和發展提出看法，對聯合國來說，是一件好事。”

　　誰來改造聯合國？

　　好事卻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安南在挑選做事的人上應該是煞費了一番苦心。

　　曾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印尼和平建設顧問、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國際事務研究員的科納德·哈博(Konrad Huber)對本刊記者說：“安南為這個小組挑選的人都非常出色——他們不僅是能力非凡的杰出人物，而且都是刻意從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其他有影響力并具有建設性的國家中挑選出來的。”

　　從這份不長的名單上不難看出每個名字后面的分量。該小組主席阿南是泰國惟一二度臨政的總理，曾長期在聯合國服務，早在70年代就是常駐聯合國代表，在發展中國家有相當的影響力。安南選阿南做這個小組的主席，意圖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國家身上。”袁士檳說。

　　“這些人雖然已經從臺前隱到幕后，但是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鄭啟榮認為，“比如錢其琛，他對中國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不過安南看重的應該不僅僅是這些人的背景經歷，他更看重的也許是這些馳騁外交、內政沙場多年的“教父”級人物，處理國際事務的豐富經驗以及對事件發展的敏銳遠見。

　　入選的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小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的導師斯考克羅夫特，曾經在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之后，以一次秘密中國之旅，替老布什力挽中美關系；小布什也曾在2001年處理中美軍機相撞事件中因不滿其助手的建議而向他秘密求教，而他也是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就對此戰前景提出了深刻質疑的共和黨著名人士之一。他的個人外交斡旋能力以及政治遠見由此可見一斑。

　　聯合會診能否妙手回春？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在她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期間(1993年～1996年)，曾經開玩笑說，這個全球性的組織就像一個試圖由184個首席執行官同時經營的企業 每一位CEO都有一種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重點事務，以及一個正在尋求經濟來源的失業的兄弟。

　　而這個16人的小型“聯合國”，也似乎是一個擁有16個董事長的董事會在指點江山。這個小組能否發揮它的作用，“關鍵是看他們能否真正行動起來，”袁士檳說，“而且要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一致。”不過，“做出決定后要取得一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聯合國在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診療”小組。1986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曾經設立了一個高級別咨詢小組，由18名各國外交界名人組成，其中包括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畢繼龍。當時，聯合國面臨的主要危機是由聯合國秘書處過于龐大、美國拖欠會費等原因引起的財政問題，以及部分中小國家對大國特權，包括否決權等提出了意見。這個小組后來向聯合國提出一份解決相關問題的報告，其中一些建議被聯大接受了，比如說精簡機構。但是還有些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因為這些問題首先在這18個人中就難以取得一致。

　　因此，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聯合國問題專家王杰對本刊記者說：“這個小組會起一定作用，但不會太大。”她表示，無論是從聯合國的歷史來看，還是從現在美國對聯合國以利益需求為驅動的兩面派的態度來看，“我們都不能太樂觀”。

　　哈博也表示，單就一個小組及其決定和建議能帶來什么而言，“適度的評價是很重要的”。他認為，該小組本身并不會帶來什么巨大的改變，但是它的成立卻能夠開始這一改變的過程。“小組的成立僅僅是聯合國將面臨的漫長而艱巨的自我審視和改革的第一步。它提供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心打造的建議是一個智力階段，但會從此激發來自世界各國足夠的政治意愿啟動這個艱難的改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