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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是一個多彩繽紛的世界。很長時間里我們霧里看花般只有朦朧概念的《花花公子》雜志，是這多彩世界無數繽紛中的一道異色。被視為資本主義色情文化代表的這本刊物，在它的創辦者眼中又究竟如何？且聽休·漢弗納自話自說

　　歲月的確不饒人。轉眼間，幾十年來把美國社會攪得不亦樂乎的《花花公子》已是鬢發染霜。有話云，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半老的《花花公子》亦不甘示弱。近一段時間，創辦人休·漢弗納因《花花公子》50周年慶典，頻頻亮相全美各大媒體，仿佛一夜之間，香風細雨重又歸來。

　　本刊特約撰稿人程曉鴻在位于好萊塢貝弗利山莊著名的花花公子豪宅里專訪了休·漢弗納。這是《花花公子》雜志、也是休·漢弗納第一次接受中國媒體的采訪。

　　我出身的傳統灌輸給我們的是：頭腦和身體是敵對的。我不買這個賬。我認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給性正名

　　程曉鴻：對中國讀者，《花花公子》是一個聽起來熟悉而其實陌生的雜志。你如何界定《花花公子》雜志？

　　休·漢弗納：《花花公子》是一本倡導生活方式的雜志。其讀者對象是單身男性讀者。當然，后來的《花花公子》衍生為一個不僅對男性讀者也對女性讀者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雜志。《花花公子》的兔子成為全球認可的一個標志物。

　　在我成長時期，主宰著美國社會的清教徒傳統造成了對性的壓抑，《花花公子》就是對這種傳統的一種反抗。它實際上是關于個人經濟與政治自由的一個宣言。

　　程曉鴻：你把《花花公子》界定為一個生活方式的雜志。這個生活方式是怎樣一個概念？

　　休·漢弗納：簡言之，精美的食物、時尚、汽車等等；推而廣之，文學、藝術、攝影。將所有這一切串聯起來的是蘊含其中的浪漫情調。

　　程曉鴻：50年前，你創辦這個雜志的動機是什么？

　　休·漢弗納：5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政治與社會都非常保守的年代。我創辦《花花公子》之前，美國大多數的男性雜志都是有關戶外運動的，比如釣魚、打獵等等。一戰結束給美國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一個充溢著爵士樂和女性爭得選舉權的時代。我參加過二戰。二戰之后，我以為我們會迎來另一個繁榮的時代，其結果卻不然。二戰之后，女人的裙子不僅沒有繼一戰時繼續變短，相反，它還加長了。不僅如此，女人們又重新回到家里。一個典型的女人生活被描述為住在郊區，服侍丈夫，撫養孩子。我感覺這個社會有了問題。

　　程曉鴻：女人裙子加長為什么讓你，休·漢弗納格外不能接受？

　　休·漢弗納：對我來講，那非常不性感，不女性化。不僅裙子加長，女人們開始穿束胸衣，似乎又回到維多利亞時代了。

　　程曉鴻：你概念中的“女性化”是什么？

　　休·漢弗納：我所理解的“女性化”是一個女人身上所具有的吸引人的一切。這種理解恐怕來自于我自身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好萊塢電影的影響。

　　程曉鴻：“我看《花花公子》是為了讀上面的文章”這句話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幽默。高雅的文學和被認為“不甚高雅”的裸體女人照片集結在一起。你意圖何在？

　　休·漢弗納：到60年代，美國社會已經有很多純粹的性雜志。我想辦的并不是純粹的性雜志。我的想法是在一個生活方式的雜志上以一個積極的態度擁抱性愛問題。這本雜志不僅有好的照片，也有好的文章。讓頭腦和身體完整地結合起來。

　　我出身的傳統灌輸給我們的是：頭腦和身體是敵對的。著名的說法是：魔鬼存于肌膚。人一生要反抗的是存于你肌膚里的魔鬼。我不買這個賬。我認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給性正名。

　　程曉鴻：女權主義者顯然對你有不同的看法。她們指控你把女人當作“物”。對此，你是否要為自己辯護？

　　休·漢弗納：我覺得我們在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把女人當作“物”究竟指什么？是指非人性地對待女人？

　　我不認為讓女人對異性更具吸引力是非人性地對待。

　　程曉鴻：我理解，其潛臺詞是，你把自己或者男性置于高于女性的位置。

　　休·漢弗納：不是這樣的。我倒覺得歷史上所有的宗教是把男性置于女性之上。《花花公子》從一開始就倡導性解放。性解放對女性比對男性更具意義。我歷來把女權主義者看作是勇敢者和革命者。很不幸，一些女權主義者把《花花公子》看作是敵人。這只能折射出她們自己的內心世界。我相信任何視性為敵的人一定不是真正對女性權利和女性自由感興趣的人。

　　程曉鴻：你不認為你過分強調了女性身體而忽略了女人的頭腦嗎？

　　休·漢弗納：別忘了，我們辦的是針對男性讀者的雜志。換句話說，我們并沒有把自己看作是詮釋“作為一個女性意味著什么”的權威。我們作為一本男性雜志，只在一個浪漫的上下文里描述女性。我們的信息很清楚：女性，同男性一樣，應當有性自由。

　　潛藏在《花花公子》雜志背后的主張是：娛樂和享受是好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只在世上匆匆一過，生活應該被過得有品味

　　程曉鴻：那么，對你來講，“花花公子”是一個貶義詞，還是褒義詞？

　　休·漢弗納：當初我采用這個詞時，它還是貶義的。是我給它重新定義了。

　　在最初的一期《花花公子》里，我曾寫到：“花花公子”并不指頹廢的享樂主義者。我們所謂的“花花公子”是一個不把生活看作僅僅是一串辛酸眼淚的人。潛藏在《花花公子》雜志背后的主張是：娛樂和享受是好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只在世上匆匆一過，生活應該被過得有品味。性愛本身不僅僅是傳宗接代，它是真正讓這個世界向前走的動力。

　　美國人傳統上擅長工作，卻不會享受快樂。在傳統的概念中，娛樂和享受快樂，包括享受性快樂被認為是令人內疚和羞恥的東西。這種概念深深植根于當年坐“五月花”號來到美國的清教徒祖先那里。

　　(生活充滿了諷刺喜劇的色彩。這一點在休·漢弗納身上體現得極為透徹。這個向清教徒文化挑戰的人出身于一個正宗的清教徒家庭其祖先是在美國社會極為受人尊敬的乘坐“五月花”號抵達美利堅的著名清教徒William Bradford。)

　　程曉鴻：宗教勢力在這個國家文化中很強大。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你意識到你向宗教挑戰意味著什么嗎？

　　休·漢弗納：我所挑戰的、反對的是宗教中的迷信和偏執。

　　程曉鴻：你有沒有覺得把自己放在這個位置上，你成為了整個西方文化的敵人？

　　休·漢弗納：恰恰相反。我所努力作的正是讓這個文化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迷信。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套更加理性的價值觀。

　　程曉鴻：美國媒體稱你和你的《花花公子》給美國社會帶來了變革，你同意嗎？

　　休·漢弗納：我不想說我是一個革命性的人。但我恐怕不得不承認我是。

　　程曉鴻：我注意到你最近在接受NPR(全國公共廣播電臺)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意識到，50年后，我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我們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清教徒的社會。”我們能把這個理解成，對不起，我很抱歉這樣說，我們能把這個理解成是你輸了這場較量嗎？

　　休·漢弗納：恰恰相反。我是贏者。我贏了。這是一場持久的較量。較量的實質是對個性自由的呼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勝者。盡管這場較量并沒有結束，而且我相信它永遠不會結束。雖然今天的社會對性問題仍然存在爭議，但今天的人們是生活在一個“花花公子”的世界里。

　　程曉鴻：什么意思？

　　休·漢弗納：人們獲得了性自由。女人們可以做出自由選擇。節育和墮胎已經在美國合法化了。我們要的就是這個自由，個人選擇的自由。

　　程曉鴻：也許有人會站在另一個角度說，休·漢弗納性自由的理論是對以家庭為基礎的價值觀的破壞。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性自由的理論在動搖這個社會的穩定。

　　休·漢弗納：坦率地講，對這種觀點，我的看法是，美國傳統的價值觀是非常虛偽的。人們嘴上說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因為按照宗教傳統的觀點，性的惟一目的是生育。一切超出這一目的的性的活動都被視為不恰當。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

　　我確實很得意。有什么比一個人一生中能夠致力于倡導你所信奉的價值觀，看到這套價值觀影響和改變了社會更令人滿足的？

　　程曉鴻：《閣樓》(Penthouse)雜志倒閉了。但同時，大西洋的彼岸，《花花公子》正迎來它的50周年。《花花公子》靠的是什么？

　　休·漢弗納：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單純的性雜志。如果我們是像《閣樓》一樣的單純的性雜志，我們也早已倒閉了。

　　程曉鴻：我想知道你父母對你辦《花花公子》是什么態度？

　　休·漢弗納：我父母從來沒有反對過我辦《花花公子》。但我相信他們也從來沒有完全理解過這本雜志。盡管我父親現在還為我工作。

　　程曉鴻：你覺得除了你自己，有人真正像你所理解的那樣理解過這本雜志嗎？

　　休·漢弗納：那要看是誰了。我覺得我的一生和《花花公子》雜志就像一面鏡子，不同的人在這面鏡子里折射出不同的自己。對于性這樣一個有爭議的話題，這里折射出他們自己的幻想、追求、或者偏見。

　　程曉鴻：你的語氣讓我覺得你很得意你能夠這樣折射出他人。

　　休·漢弗納：我確實很得意。有什么比一個人一生中能夠致力于倡導你所信奉的價值觀，看到這套價值觀影響和改變了社會更令人滿足的？

　　程曉鴻：你如何總結你自己，休·漢弗納是個什么樣的人？

　　休·漢弗納：地球上最幸運的家伙。一個以積極的方式為他的時代創造了顯著不同的人。

　　程曉鴻：對于這樣一個幸運的人，快樂是什么？

　　休·漢弗納：快樂是一種狀態。沒有一個簡單的定義。有人天生快樂，有人天生不快樂。我一直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個夢想家，也是一個行動的人。在幾十年辦雜志的過程中，我漸漸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場電影。如果艱難的時候到了，我對自己說，這是故事的轉折處，一切會過去的。沒有經歷過艱難時日，你不會知道好日子有多么好。

　　程曉鴻：你一生浪漫。你覺得你最浪漫的時候是什么？

　　休·漢弗納：恐怕是跟碧姬·巴鐸早期的時候，大概是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但我最快樂的日子是現在。最近幾年里，看到《花花公子》在全球的成長，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回報，這讓我得到很多很多的滿足。一種對《花花公子》的成就重新認可的經歷，讓我非常高興。

　　程曉鴻：一個花花公子和一個家庭型的男人，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你做到了兩者兼顧。很多人對此難以理解。

　　休·漢弗納：我能明白人們為什么難以理解。我與跟我有過浪漫關系的女人，不管這種浪漫關系的形式是婚姻也好，男女情人也好，我都與她們有著特別好的關系。在我看來，兩個曾經浪漫地在一起的人最后落到朋友都不是的地步是非常悲哀的。

　　我碰巧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人。換句話說，我是一個非常有道德的人。我的行為讓周圍的人仰視我。在我很多的浪漫關系里，我其實扮演著一個父親的角色。并不是因為對方比我年輕，我就是關照別人的人。

　　程曉鴻：回顧你的一生，有遺憾嗎？

　　休·漢弗納：當然。我做過錯誤的商業決策，我失去過朋友。這些是無法改變的。如果能改變這些，你不會是你這個人。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特約撰稿：程曉鴻(發自美國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