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金妹，一位特殊的校長，40歲以后高位截癱，再也沒有離開過輪椅。在她的學校里上課從來不用交錢，但學生必須是殘疾人的子女。唯一的教室是借來的一所中學，四年來，一共有1000多名教師在這所學校里任過職，卻從未拿過任何報酬。這些教師有時在教室里上課，有時到學生家中授課，有500多名學生從他們的教學中受益。她說愛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賬冊，在她患病期間得到家人、朋友、社會太多的幫助和關愛，她要把這份愛回報給社會。

　　她躺在床上縫了100個書包

　　1987年，房金妹因患腦瘤曾作過三次手術，1988年，她成了高位截癱的殘疾人，肋骨之下毫無知覺，大小便失禁，曾經是先進生產者、十佳好媽媽的她如今卻要別人照顧。在痛苦中，她想到了死，是人間的真情留住了她。在與病痛斗爭的時候，她感悟到：死，只需要一時的勇氣；生，卻需要一生的勇氣。她用毅力學會了躺在床上吃飯、喝水、寫字、織毛衣……。后來，她開始看書、看報、學習、嘗試寫作，八年來發表了50多篇文章。1995年，她又與年邁的婆婆一同住進醫院做手術，當大筆醫藥費使她為難時，許多好心人幫助了她，使她走出困境。出院后，她想著如何回報社會，可她躺在床上怎樣回報呢？她決定為貧困地區的貧困孩子縫制100個書包。她只能躺在床上縫書包，以至臀部生了褥瘡。書包寄出后，她又在失學孩子與好心人之間結成了105對助學對子。可她心里還覺得應該做更多的事。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把目光轉向了殘疾人。殘疾人艱難的處境讓她產生了助殘之心，然而，自己也是殘疾人，又怎樣去幫助他們呢？

　　1999年，上海市進行了“三車”置換，其中之一是殘疾人不能用機動車上街載客，這使許多殘疾人的收入減少了。房金妹聽到這樣的聲音：不讓載客，我家孩子怎樣培養？人家有鈔票可以請家教，我家想都不敢想……。”她打算辦一個為殘疾人子女進行義務輔導的學校。

　　她的想法與楊浦區殘聯在全區殘疾人家庭開展問卷調查的答案一拍即合，利用區內高校的優勢，走出一條知識助殘的新路子。他們給學校取名為“興家殘疾人子女義務輔導學校”。復旦大學中文、高分子等系的34位同學成了“興家”的第一批志愿者，房金妹任校長，她的先生劉老師擔任班主任，除了在延吉初級中學上集體輔導課外，志愿者還經常到殘疾人家中去對其子女進行個別輔導。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的志愿者越來越多，受教育的學生也越來越多，還有不少高中志愿者也參加了進來。

　　用真情填平鴻溝

　　來自西北的大三學生說，他第一次到一個殘疾人家庭時，驚呆了，他想不到在高樓林立的大都市里還有如此貧困的家庭。大約6平米的房子一樓是房間兼客廳，學生住在樓上，說是樓上，卻不能站直了，只能坐著或躺著。他突然感覺到自己身上有一種強大的責任感，他應該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改變命運。“在幫助殘疾人的同時，我也獲得堅強的信心。”一位大二的志愿者說。殘疾人可以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生活，他沒有理由不樂觀的面對人生的挫折。

　　華師大經濟系2000級的楊伯宏來自寧夏少數民族地區，他排行老大，家中還有三弟一妹。考上大學就意味著自立，他已貸款數萬元學費和生活費。照理小楊該用課余時間打工掙錢，但他卻寧受清貧，當上“興家”志愿者。他說：“穿得差些，吃得差些有什么關系？這比打工掙錢有意義，既可以幫助別人，又可以提高自己”。“其他地方的課可以不上，但‘興家’的課我一定會上，無論怎樣忙我都會堅持下去。”

　　復旦二附中的英語老師陳哲文說。陳老師的工作非常繁忙，為了能來“興家”他將業余時間排得很緊，他開著“殘的”來，拄著雙拐上課。除了大學生和老師外，市南中學的高中生也積極參加進來。當他們的學生獲得哪怕一點點進步，他們內心就會很滿足，說到學生，他們稚嫩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志愿者們宛如一支特殊的蠟燭，點燃了一個又一個殘疾人家庭的希望，照亮了殘疾人子女們的前程。

　　(來源：《華夏時報》，作者：太陽星城愛心之旅特派記者 丁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