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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達的本土企業當然是浙江最大的財富，但是浙江經濟還需要更酷的驅動

　　文/本刊記者 周 一

　　2003年8月14日，杭州市政府在上海威斯汀大飯店召開杭州商務環境說明會，這個上午，黃浦江畔市委書記和市長親自公關，3億多美金—15個外資合作項目終于如愿涌入杭州。對浙江省政府來說，這只是其“接軌上海”的一小步而已。

　　讓整個浙江省向來引以為榮的是其發達的民營經濟—寧波的“奉幫裁縫”，紹興的輕紡工業，溫州的特色產業群，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永康的“百工之鄉”等等。在一些毫不起眼的產業—比如眼鏡、鈕扣、火機、鏡頭等里面，那些看上去平淡無奇的浙江商人可能會是擁有全世界最大市場份額的產業巨頭。

　　然而盤點浙江的整體經濟狀況，浙江難免失落。2003年6月份浙江省統計局、省對外經貿廳公布了這樣一項調查結果，截至2002年底，世界500強企業到上海投資的逾300家，到江蘇投資的逾170家，而到浙江投資的僅約54家。500強企業在浙江的總投資額僅為上海的41.7%，是近在咫尺的江蘇省的27.3%。

　　“500強冷落浙江”成為一個明顯可見的事實。在浙江省的一項針對性問卷調查中，“冷落”原因被投資者歸結為“三缺”：缺乏與外資合作的產業基礎；與蘇滬相比浙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缺乏；高素質人才缺乏。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姚先國副院長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說，“如何吸引外資”是浙江省近幾年來發放的紅頭文件中強調頻率最高的，以民營經濟為支柱的浙江，正在將其新的增長，系于如何吸引500強的目光。

　　復制蘇州？

　　蘇州大學蘇南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夏永祥表示，從經濟模式來講最能代表浙江省個私經濟特性的是溫州，但是至今為止經濟總量在浙江省位列第三的溫州，尚沒有一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來浙投資的54家500強企業中37家落戶于杭州，占據全省總量的43.5%、寧波緊隨其后約占40.9%。

　　而在江蘇，小小的蘇州市其利用外資總量則占到了全省的50%以上。10年間整個蘇州的重新振興是讓每一個親歷者和觀察者難以掩飾其興奮的。

　　1994年臺灣外設廠商霸主、世界前五大外設廠商之一明基落戶蘇州，一些研究者將這一天定義為蘇州從古鎮到IT重鎮的分水嶺。作為第一個落戶蘇州的臺灣獨資企業，明基隨后即帶來了其12家世界級上、下游供應廠商。明基電通中國營銷總部總經理曾文祺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一個跟世界接軌的企業，其移動一定是供應鏈的移動。”“供應鏈的整體移動不僅使成本最低、保證了交付周期，最重要的是保證了品質。一流企業，品質第一，交付周期第二，成本是第三位。”

　　明基的示范效應以及蘇州初步形成的IT產業鏈，使大批臺灣IT制造商紛紛聚落于此。

　　在上海媒體公布的一項調查中顯示，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平均每天有3家臺資企業落戶蘇州，一個小小蘇州吸引的臺資竟然占到國內臺資總量的五分之一。從明基將目光投諸蘇州開始，臺灣IT產業主流廠商的聚集、日資廠商和歐美企業的跟進，歷經十年，使蘇州這個寂靜的古城一舉成為全球IT產業沸騰的中心。

　　曾文祺不諱言，假如當初明基選擇的是杭州、南京或者是其他哪個城市的話，那也許今天人們眼羨的就不是蘇州了。

　　這或許會成為浙江省政府或者杭州市政府的扼腕之痛。蘇州與杭州幾乎具有同樣的地理位置—靠近上海、通達全國，以“下有蘇杭”并舉，然而10年來盤據于蘇州的產業聚落使蘇州直逼上海同時，也使杭州距離蘇州日益遙遠。

　　曾文祺坦言，當初為什么選中的是蘇州而非杭州，除了地理位置、風土人情等原因之外，還有政府因素。蘇州政府無疑是對吸引外資覺醒最早的政府，“這一點或許也是新加坡政府選擇蘇州建立工業園的原因之一吧。”

　　與蘇州形成“臺資高地”類似，江蘇無錫則形成了“日資高地”。日資企業在江蘇省的外資比重中高達51%，其多數聚集于無錫。

　　就在江蘇一個個外資高地涌現的同時，浙江專于“鈕扣、火機、眼鏡、鞋類、燈具、服裝”等特色的產業村、鎮亦日益凸顯，但是與500強企業的產業實力、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對上下游廠商的號召力相比，這些小商品企業對一個區域經濟的影響力畢竟極為有限。

　　夏永祥分析，“跨國公司在選址過程中最為注重的因素是與之相配套的產業結構基礎。”浙江個私經濟主要特點是大企業集團少，企業規模小，布局分散，生產配套半徑過大，這些特點基本導致了浙江與江蘇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巨大差異。

　　與蘇州相比，杭州的產業涉及旅游、通信設備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材、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食品及飲料加工等多個產業，相互均衡，城市產業特色并不突出。從產業群聚角度來講，這已經基本上決定了杭州走“蘇州路徑”的結果不會太好。在浙江最有可能演繹蘇州路徑的將是寧波，目前寧波憑借其港口優勢、化工行業基礎，已經成功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美國道化學等國際化工巨頭的進入，這些巨頭的聚首以及其帶來的世界級上下游配套廠商，將為寧波這個小小的港口城市帶來的前景，自然使人聯想到了當年的蘇州。

　　曾文祺認為蘇州的可復制性已經很小了。“蘇州的產業生態已經基本形成，臺灣的IT大戶有限，其時機、資源都不可能再來。”“一個城市很難依靠復制或者跟隨而成就自己，最重要的是一個城市要有自己的個性和自信。”

　　針對于蘇州IT制造中心角色，南京正著力于將自己打造成技術中心，比如“在南京研發，在蘇州生產。”而杭州這個臨湖而居的城市，曾經多少文人墨客逗留難返，以“下之天堂”聲名遠揚，現在應該給自己設計怎樣的角色呢？

　　—“一個藝術之都，一個設計的全球中心！”這是樂觀的曾文祺勾勒出來的輪廓。

　　靠攏上海？

　　長三角15個城市一體化的核心，即是“靠攏上海，接受輻射”。當上海成為金融和服務中心城市之后，周邊城市不約而同的希冀于將自己打造成上海的后花園、上海的郊區或者是上海的腹地，去享受大上海的一切服務便利，使自己成為500強的制造中心。

　　蘇州又是這方面的幸運城。長三角15城市中距離上海最近的是蘇州，穿越從上海到蘇州的高速公路大約需半個小時，多數投資者習慣于將蘇州看作是上海的郊區，多半個小時的車程，與從上海到青浦區或者松江區無異。但就高檔寫字樓而言上海與蘇州租金相差最高達十幾倍，而商品房則至少相差兩倍的價格。這自然使500強在選擇時傾向性顯著。

　　而從上海到浙江的五個長三角城市，以杭州為拐點大致呈“V”型(湖州除外)，從上海越過嘉興到達杭州，穿越高速公路的時間約為二小時，然后可以從杭州拐到紹興，依次到達寧波和舟山。

　　簡單看去，與蘇州相比，相距上海多出的一個小時的車程距離，使杭州錯失了很多接納財富的機緣。“接受輻射”的前提是“靠攏上海”，“靠攏上海”的根本是道路的改變。如何更大范圍的接納來自大上海的光芒幾乎成為15個長三角城市的交通建設的重心。

　　為了更加密切的貼近上海，浙江省政府幾乎不惜巨資。

　　2003年6月寧波跨海大橋投建，這意味著在不久將來從寧波到上海將由原來的304公里路程縮短至179公里，這座耗資118億的大橋使“寧波離上海更近了”。

　　這自然使省會杭州備覺壓力，在8月14日杭州商務環境說明會現場，西門子總監直接發問，“寧波距離上海更近了，為什么一定要選擇杭州？”杭州方面自然有備而來，“關于杭滬對接，杭州有系統的交通接軌計劃，也將大大縮短與上海的時空距離，包括公路、鐵路、水路等一攬子交通工程。”比如，磁懸浮列車已進入建設性探討，杭州通往上海的第二條高速公路即將規劃完成，另一條從湖州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水路的運河二通道也正在建設中，在航空上，杭州蕭山國際機場也即將成為上海的備用機場。

　　最令人矚目的是磁懸浮列車的建成將可能實現“杭滬之間半小時抵達”，這可能將徹底改變蘇、杭過去傳統距離下所能接受到的來自上海的經濟輻射。杭州市長茅臨生激情洋溢地向他的投資者們表示：“很快杭州和上海就‘同城’了，你可以住在杭州，走40分鐘后到上海上班。那時候，杭州的西湖是上海的，杭州的工業基地是上海的，上海的服務業也將是杭州的。”

　　當然浙江省政府寄望的并不只是杭州和寧波兩個城市與上海的距離，未來五年浙江將擲資逾600億，以建成逾1000公里高速公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項目包括，斥資57億的滬杭甬高速公路八車道拓寬工程；170億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及南北接線工程；37億的申蘇浙皖高速公路浙江段工程；71億的接軌上海浦東的杭浦高速等。

　　道路的搭建能否迅速提升浙江在投資者眼中的投資比重？改變浙江、江蘇和上海三地投資格局？在道路上流動的是什么？這還都不是現在的修建者能夠掌控的。

　　“以民引外”？

　　據研究，90年代初期以來，500強進入中國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從90年代初期的低成本戰略，到90年代中期，500強趨向產業鏈(包括上、中、下游產品)的投資，同時帶動其海外供應商追隨性投資，而到90年代后期，500強更趨于以收購、兼并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這樣不僅能快速占領市場、實現資源共享、降低經營風險和成本，還能使其迅速本土化。

　　在前兩個階段錯過500強青睞之后，對于個私經濟發達的浙江來講這或許是一次實力比拼的機會。浙江眾多逐步浮出水面的全球隱型冠軍，極有可能成為下一輪吸引500強的主力。近年來浙江省政府亦公開表示“以民引外”將成為浙江引資的新策略。

　　然而本刊在采訪浙江“隱型冠軍”類企業時，一個明顯的感覺是，他們對于吸引500強來到自己身邊、甚至引入自己體內，都態度冷漠、少有興趣。活躍的地下金融，和良好的企業效益使浙江大多數大型個私企業早已越過了資金需求階段。而目前在全球市場高額的市場占有率，自然也使他們無需借助500強的銷售資源。

　　曾文祺認為浙江企業今天的發展與30年前的臺灣相似，“一大批紅頂商人正面臨專業化、職業化的轉型。”“而使臺灣企業家轉型、產業迅速升級的根本動力即國際資本的進入。”從這一點來講，外資巨頭的涌入對浙江企業將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