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6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發表文章指出，國家科技大獎為何會連續多年出現一等獎空缺？專家指出，嚴格的評選標準固然是導致一等獎空缺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則是中國科技體制缺陷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科技部政策體改司副司長張曉原指出，從整體看，中國科技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還未從根本上解決；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面臨加入世貿組織嚴峻挑戰的新形勢下，一些更深層次的體制性障礙日益顯現出來。破除科技發展的體制障礙，需要痛下“三板斧”。

　　宏觀科技管理體制整體失序導致效率低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原中科院科技政策所所長方新認為，目前政府與市場在創新中的互動關系尚未確立，政府在宏觀科技管理中的缺位、錯位與越位的現象時有發生。政府與市場的分工不清，大量本應由市場、企業投入和運作的研究開發活動，仍然在政府的指揮控制下。導致政府有限的投入分散化，不能集中到應當由政府執行的科研活動中來，同時也限制了企業技術創新力量的增強，政府執行的科學研究和企業的技術創新都面臨著重大挑戰。 接受采訪的中科院政策局局長曹效業說得更明確，政府尚未搞清楚自己在科技發展中的定位，即“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這一基本問題。他說，目前的宏觀科技管理體制處于一種整體上“失序”的狀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政府對科技的管理體制基本是用各種計劃，從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如973計劃到高技術發展計劃863，到下游的“星火計劃”，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操縱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傳統，計劃色彩相當濃厚，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立項——申請——研究——報獎——評獎”這樣一個過程。而所有項目都是面向全國各類科研院所，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都可以申請任何一個項目進行研究，很多重復就是這樣滋生的——往往是同一個內容，針對不同項目的要求稍微“包裝”一下，就能申請到多個項目的經費。

　　曹效業提出，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盡快理順目前混亂的宏觀系統，應當是下一步科技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從具體的層面來講，政府對科技的管理也存在較大偏差。張曉原指出，應用研究開發活動是一個國家研究開發活動中規模最大、占用經費最多的部分。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是這類活動的主體；但中國目前的情形是，這一領域的大部分產業科研力量和科技資源仍集中在政府部門，游離于企業之外，致使政府難以脫身，企業研發先天不足。1997年中國科學家與工程師在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分布是35%、36%和28%，研究開發經費來自企業的占43%，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可見企業尚未成為應用研發的主體。這些本該進入市場但卻被政府養著的應用開發研究科研機構，迄今仍然沿用事業單位的管理方式和運行機制，無法產生依靠市場競爭求生存的壓力，科技人員主要追求的還是論文、職稱、獲獎和個人學術生涯的設計，對成果的市場化應用關心不夠。由于缺乏市場導向和不重視成果轉化，技術成果本身實用性、配套性差，導致了這類機構擁有大量成果、各種獎項，但真正能夠應用到生產實際、形成產業化能力的卻十分有限，能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競爭優勢的更是微乎其微。有關資料顯示，上世紀90年代，中國每年鑒定的重大科技成果3萬項左右，但能夠形成專利等知識產權的很少，科研成果轉化率還不到20%。

　　與應用研發機構相對，公益類科研機構應當是政府財政科技投入的重點，但目前依然是投入力度最為薄弱的環節。中國對公益類科研機構的投入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

　　到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社會發展領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開始突出，加強社會公益性科研事業的呼聲日益迫切。未來20年，中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充分依靠科學技術，有效解決各種疫病、生態環境惡化、水資源短缺、洪災旱災等嚴重威脅。加強社會公益性科研工作已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分配制度僵化，流動機制不暢，人才活力難以迸發

　　近年來，中國面臨著日益激烈的國際科研人才競爭，但與科學強國的優厚環境相比，國內科研機構顯然缺乏吸引力，中國科技人才的培養與吸引面臨嚴峻挑戰。主要的原因在于科技運行機制仍很落后，無法適應科技創新的規律，在國際科研人才競爭中處于劣勢。曹效業認為，目前制約中國科研人才培養與吸引的體制性障礙主要是兩個，一是分配制度過于僵化。因襲計劃經濟體制而來的分配制度實質上是以養活職工為目的，并不考慮對人的價值認可。然而，科學、現代薪酬體系設計已經成為現代企業最具活力的激勵手段，其最大特點是認可人的價值。他觀察中科院各研究所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分配水平決定了一個團隊的創新水平。在中關村地區，近年來中科院的許多研究所科研人員的薪酬水平與北大和清華的差距逐步擴大，“這的確帶給我們很大的壓力”，所長們千方百計想給科研人員加薪，但往往難以逾越政策杠桿，一些所長苦笑說他們是在“踩著地雷搞隊伍建設”。二是流動機制不暢、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曹效業指出，國際國內的創新隊伍都越來越年輕化，科研人員創新周期也變得很短，但在現行的人才流動機制下，人才還很難真正流動起來，致使真正的帥才難以成為一個團隊中的“主力前鋒”，而流不出去的老將又難以擔當重任。擁有1萬多科研人員的德國馬普學會在一個計算周期7～8年中，人才流動率為75%，即75%的人在馬普的工作年限基本不會超過8年，就都換地方了，這種極強的自我更新能力從根本上保證了其在國際科學界的領先地位。中科院制定了5%的年更新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難度極大。

　　“結構性滯后”制約科技創新能力建設

　　曹效業介紹說，當前中國科技發展中的“結構性滯后”問題相當突出，已經成為制約科技創新能力建設的另一個重大體制性障礙。實際上，在近20年來的世界科技競爭中，結構調整早已成為一個必須的戰略選擇。21世紀上半葉，生命科學將無可置疑地成為主宰，“生命科學”的學科結構已經完全變了。2001年人類基因組圖譜的公布奠定了生命科學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從此，世界生命科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以蛋白質和生物藥品開發為重點的后基因組學階段。據預測，2005年，生命科學產業的世界市場規模將達2500億美元。由于生命科學將為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提供無限的空間，世界各國無不爭相把生命科學的研究與應用列為戰略優先領域。隨著科學強國的學科結構不斷調整，其投入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在許多國家，生命科學的投入在整個自然科學和高新技術研究投入中的比重已經占據了半壁河山。比如德國國立馬普學會，從前其支柱學科是物理學，投入的大頭也集中在該領域，而目前生命科學的地位已經大大提升，投入占據了30%以上。與世界學科結構的迅猛發展相比，我們常常用習慣思維去考慮學科的布局，學科結構的自我更新、重大學科的戰略調整等都顯得力不從心，“慢三拍”。戰略上的調整跟不上趟，投入格局也相應地落后了。從973、863、國家十五攻關計劃等支持的項目來看，近年來也進行了一些微調，但遠遠不能跟上世界步伐。科技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公益類科研機構的機構設置重復、分散，相互封閉，學科結構老化、雷同。全國各級各類公益類科研機構2400多個，分屬于不同部門和地方，條塊分割，重復設置，難以跨部門、跨地區競爭擇優。機構之間、機構內各實驗室之間相互封閉，缺乏創新所必須的學科交叉與交流；機構按照學科細分設置，多年來未進行大的調整，學科結構老化陳舊而且趨同，難以適應國家發展要求。如青島一地集中了大大小小的海洋類科研機構近20家，專業設置大同小異，科研任務基本相同，機構之間缺乏協同，造成科技資源分散浪費。(浦樹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