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8日電 最近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2002年度中國納稅排行榜爆出了一條新聞：一大批社會知名的富豪和他們的企業都沒有進入該榜。大慶油田有限公司以納稅175.04億元高居榜首，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以107.56億元緊隨其后。奇怪的是，《福布斯》2002年內地100名富豪只有四人及其企業進入私企納稅50強。上海的解放日報今天刊發了兩篇文章對此一現象進行了解讀。

　　倒掛的納稅結構與會飛的資本

　　富豪榜張揚的是私益，納稅榜表達的則是公益，如果那些讓人眼紅的私益未能與公益對稱、財富未與責任相伴，“為富不仁”的譴責必然會落到富豪們的頭上。但除此以外，我們還能看到什么更深刻的東西？

　　首先，筆者看到了一個倒掛的納稅結構。進入富豪榜的大都是非國有經濟企業的老板，他們未進入納稅榜，表明在我們稅收結構上，國有經濟納稅占了大頭，而非國有經濟納稅少！一份資料顯示，雖然國有經濟已非經濟主體，但仍然是稅源的主體；非國有經濟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在全部的稅收貢獻中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用經濟學家平新喬的話說，導致這種納稅結構倒掛的根由是稅制調整的滯后，我們在稅制上仍依賴于過去向國有企業征稅的辦法，目前的工商三稅(增值稅、營業稅與消費稅)從本質上說，與20世紀80年代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征的工商稅有很大的繼承性。

　　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非國有資本享有著少納稅的絕對控制權。

　　在英國，福特汽車公司曾威脅英國政府，如果不提供1500萬美元的國家資助，就把新款美洲豹車生產廠以及1000個工作崗位遷到美國去；美國俄亥俄州1982年為吸引日本本田去該州設廠，付出了1600萬美元的直接投資；肯塔基州為使豐田在該州辦廠，花了1.26億美元。

　　可見，資本是有翅膀的，哪兒生產成本低、優惠政策多，就會飛到哪個地方去。基于這種“會飛的屬性”，資本就會給當地政府以壓力：不給優惠政策，我們就會轉移生產地。稅收也自然會成為資本“敲詐”政府的一個方面。因為掌握著“會飛的資本”，越富的企業在現實中交的稅可能會越低。

　　當然了，會飛的只是那些自由的非國有資本。這種情況下，國有經濟因為不會飛，只有老實本分地交稅，而非國有經濟形態的資本卻因為會飛，享有著少納稅的絕對控制權———他們的代表、進入富豪榜的大佬們交的稅自然也就可以少了。(曹林)

　　制度“貧困”導致富人“寡稅”

　　關于富人“吃”稅問題，有一個數據或許更有說服力：2001年我國7萬億存款，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而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在總量中卻還不到10%(《廣州日報》2002年7月3日)。美國國稅局1999年統計，5%的富人提供了約55%的稅收，最富的1%繳納了19%的所得稅，55%的較低收入人口繳納的所得稅只占總數的4%。對比之下，有人憤而發問：在中國，究竟誰在納稅？

　　“要想富，吃稅務”———據說，這是大款心得、圈內名言。英國某世界級影星因偷稅被通緝，隱居國外多年后回國仍被判刑12年，有記者問她出獄后想做什么，她答：“我要做中國的影星，因為中國的影星可以不繳這么多稅，即使處罰也不會這么重。”(人民網2002年7月2日)。一語道破玄機：富人“寡稅”源出制度“貧困”。

　　好的稅收制度從來必須表現出富者“多稅”、貧者“寡稅”。管得了貧者的錢袋，卻拿富者的錢箱沒轍，利益分配如此扭曲，不良后果自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并滋生社會沖突，譬如“仇富”。關鍵的關鍵在于制度自身的“脫貧”進度，筆者認為重在檢討三點：一、稅負設計。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平均稅收負擔率為6.58%，國有中央企業、地方企業分別是8.06%、6.09%，私營企業為5.67%，農業稅稅率為15.5%(稅費改革后最高為7%)———這樣的差別，是否合理？二、稅收征管。據公開信息，我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征管隊伍，卻幾乎是以最高成本、最低效率運作。應當想想，癥結究竟何在？三、稅法落實。有必要細細追究，實踐中是否有違法的稅收開、停征及減、免、退、補稅的存在？納稅人、代扣義務人違法的偷、逃、抗稅和征稅人違法的吃、拿、卡、要、不作為等行為是否按法律責任嚴肅懲處了？

　　稅收制度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環，且與整個經濟制度相連。應當認為，這個制度體系若因自身“貧困”而對富人“寡稅”現象束手無策，則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祝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