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8日電 兩年前發生的“9·１1”事件是人類在21世紀遭遇到的第一場震驚全球的悲劇。“惟一的超級大國”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透過這場浩劫，一位美國人指出，美國從一個與過去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世界，世界則看到了一個與過去不同的美國。

　　《瞭望》刊文指出，“9·１1”事件后，美國的對外政策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調整。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就此說過的一段話意味深長：“此時此刻與1945~1947年那個時期相似，……今天國際政治的結構板塊已經巨變。最重要的是要抓住這一機會，重新界定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對世界的立場。”可以這么說，“9·１1”事件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一個產生“變革”的時期，美國外交史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構筑美利堅新帝國

　　布什政府上臺以來，尤其是“9·１1”之后，出現了許多與目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有密切相關性的詞匯，如“單邊主義”、“單極世界”、“布什主義”、“新帝國”、“先發制人”、“新威爾遜主義”、“新保守主義”、“自愿同盟”、“進攻性現實主義”等等。這些詞匯從不同的側面為“9·１1”后美國對外政策提供了生動注解。目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可能包含下面幾個方面的內容：

　　對威脅的全新評估。冷戰時期，關于威脅來自何方，對手是誰，美國一直十分明確。冷戰結束后，這一點變得模糊了，而且美國國內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存在爭論，意見不一。“9·１1”終于使這個問題清晰化了，恐怖主義不容質疑地成為美國面臨的頭號威脅。2002年1月，布什在國情咨文中對這種威脅又做了擴大性解釋，提出了“邪惡軸心說”。去年9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進一步將這種威脅解釋為“激進主義與技術的結合”，其主要代表力量是恐怖分子、“流氓國家”以及他們可能獲得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目前主要的威脅來源是中東地區。

　　先發制人。布什政府認為，冷戰以來美國實行的“威懾加遏制”戰略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有效，但對于恐怖分子以及可能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給他們的獨裁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反恐戰爭不可能靠守勢取勝。我們必須向敵人開戰，粉碎他們的計劃，在最嚴重的威脅出現之前就對付他們。”

　　更加強調用軍事手段和實力追求國家利益，以絕對軍事優勢獲取所謂絕對安全。在“9·１1”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美國已經發動了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布什政府的詞典里外交似乎只是軍事行動的附屬手段，以致一些美國高層也不無擔憂地指出，“美國花在防務上開支同花在外交和發展上開支的差額正在不斷擴大，國務院和其他發展機構的預算只有五角大樓的1／16，國務院快成了五角大樓的附屬機構。”同時，美國還大力發展導彈防御系統，降低了“核打擊”門檻，開發更先進的武器系統、謀求更多的海外基地、改進本土防衛，按照《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話說就是使美軍的實力“可在所有可能的沖突中贏得勝利”，并“足以防止潛在的對手為趕超美國而擴充軍備”。

　　強調美國在處理世界事務中的“行動自由”，輕視各種國際組織和機制的作用。在國際裁軍領域，美國退出了《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談判，退出了《反導條約》，凍結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批準，排除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協定的談判。在反恐領域，美國在尋求國際社會支持和協助的同時，強調它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導權，并多次表示，“國際社會不能妨礙美國單獨行動的自由”。為此，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有意將盟友的作用邊緣化。在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美國更是不顧包括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一意孤行。在對待聯合國的問題上，美國采取的是一種機會主義立場，只是將其視為戰爭行為合法化的工具。總之，在美國看來，以聯合國等為代表的現行國際機制已成為美國的束縛，因此它要不惜代價采取單邊主義，突破現行秩序或修改規則。

　　以反恐戰爭為契機，構筑新的大國關系框架。“9·１1”事件發生后，面對恐怖襲擊和世界主要大國對美國表示的同情和支持，美國認識到，“目前國際社會面臨著自17世紀民族國家興起以來建立一個大國之間和平競爭而非持久備戰的最佳時機”。基于這種認識，美國試圖建立一個大國關系體系，以此作為美國領導世界的一個基礎。按照美國的說法就是“有利于自由的均勢”。這種所謂的“均勢”并非美國放下超級大國的身段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而是在美國的監督和主導下，其他大國之間相互制衡，而美國處在這一“均勢”之外，是這一均勢的裁決者。通過這一框架，美國試圖將中國、俄羅斯、印度這樣的“體制外”大國整合到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中去；同時，減少對傳統盟友的倚重，從而也減輕它們對美國行動的羈絆，因為均勢與盟友間的機制相比，能使美國獲得更多的自由；另外，在這些大國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的關系，使他們更無法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

　　鼓吹美國的所謂“道義優勢”，更加積極地以美國的價值觀來改造世界。美國聲稱，“在21世紀，美國握有把自由對所有仇敵的勝利發揚光大的機會。美國愿意承擔領導這項偉大使命的責任”，“積極致力于把民主、發展和自由市場的希望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顯然，布什政府試圖把美國的價值觀當作整個世界的標準，以便為其“領導和治理”世界提供合法依據和道義基礎。

　　如果對布什外交政策的這些內容做一個總的概括，那就是：以反恐戰爭和美國無與倫比的實力為基本支點，以軍事力量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勢”為基本框架，以單邊主義為主要手段，以美國的價值觀為道義基礎，構筑一個單極世界體系，或者叫美利堅新帝國。

　　戰爭時期的外交政策

　　“9·１1”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可以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9·１1”事件到阿富汗戰爭基本結束。在時間段來講是從2001年9月11日到2001年和2002年之交。這是美國在外交政策方面對恐怖襲擊作出本能反應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美國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組建全球反恐聯盟，二是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從結果上來看，兩項行動都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美國遭襲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同情，絕大多數國家在反恐問題上都與美國站在了一起。北約第一次啟動了《華盛頓公約》第5款，將美國受到的襲擊看作是對全體盟國的攻擊。日本、澳大利亞也派出軍隊協助美國的反恐行動。美洲國家組織也啟動了《里約條約》中的集體防御條款。一個在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反恐聯盟在很短時間內就建立了起來，而且看上去蔚為壯觀。另外，阿富汗戰爭也進展順利，美國并沒有像前蘇聯那樣陷入戰爭泥沼，塔利班政權被迅速擊潰，基地組織在阿富汗也作鳥獸散，美國雖然沒有抓住本·拉丹和奧馬爾，但阿富汗再也無法成為基地組織的主要庇護場所。此外，通過組建反恐聯盟和阿富汗戰爭，美國還意外地收獲不小的地緣政治成果，即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亞--獲得了立足點。

　　第二個階段是從2002年1月布什提出“邪惡軸心說”到2003年5月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基本結束。這是布什政府外交戰略全面展開的階段。一家美國著名外交雜志的編輯曾經指出，假如2000年那場有爭議總統選舉中勝出的是戈爾而不是布什，那么他在“9·１1”發生最初所做的反應可能與布什不會有太大區別，重要的區分可能出現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后。這位編輯的話的確老到，他向我們點明，要深入了解布什的外交政策，應當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阿富汗戰爭之后。

　　反恐最初階段取得的成功極大提高了美國領導人的自信心，他們在其中看到了美國無與倫比的實力以及調動這種實力的能力，尤其是美國的新保守派希望在這種實力和能力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全新的外交戰略，他們認為，要想取得反恐戰爭的最終勝利和重構世界秩序，就必須擴大反恐的范圍，把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的溫床“失敗國家”也包括在內，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推翻這些國家的“暴君”并進行民主化改造。這樣，在恐怖主義多發的中東地區，伊拉克就進入這些新保守戰略家的眼簾，成為美國推行這種戰略的一個切入點。

　　“邪惡軸心說”提出后不久即2002年的2月，美國就把戰爭的矛頭指向了伊拉克。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又提出了“先發制人”。2002年9月11日，布什在紀念“9·１1”一周年的講話中提出了大國合作的概念，在這之后不久，美國就將所謂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提交聯合國，顯然，美國是想通過這種所謂的大國合作在安理會獲得對伊動武的授權。同月，布什政府發表了上臺以來的頭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全面、詳細的闡述。2003年1月，布什在國情咨文中稱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對美國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同年3月，美國終于將“先發制人”付諸實施，伊拉克戰爭在“斬首行動”的導彈爆炸聲中正式打響。

　　對美國來說，這一階段對外戰略的實施可以說是有喜有憂。喜的是，美國迅速取得了軍事勝利，推翻了薩達姆，占據了中東的核心地帶，控制了更多的石油資源，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進一步擴大。憂的是，政策推行的政治、外交成本高昂。“先發制人”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對國際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世界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因伊拉克戰爭，美國與一些重要國家的關系出現了問題；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一些被美國列為打擊對象的國家加速了核方面的開發；美國的道義形象受到了沉重打擊，一位美國人為此感嘆道：“‘9·１1’之際，美國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而它現在的所作所為讓人感到，美國也是一個惡棍。”

　　放緩“先發制人”的腳步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外交政策的實施就轉入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目前這個階段。總體上說，這是一個消化成果、彌補漏洞、進行微調的階段。由于“先發制人”的不斷推進，美國似乎已經意識到它的軍事和外交戰線已拉得過長：阿富汗的內亂局面遠未結束，伊拉克的重建和改造更是任重道遠，美國與歐盟以及伊斯蘭世界的關系陷于緊張，國際社會對美國的隔膜感不斷增強，國內的批評聲音不斷上升。所有這些使得布什政府不得不放緩繼續“先發制人”的腳步。

　　為此，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后，布什政府沒有像一些新保守派宣稱的那樣對敘利亞或伊朗采取軍事行動，而是采取了相對謹慎的政策。同時，美國還聯合歐盟和俄羅斯適時推出了巴以和平“路線圖”，以緩解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不滿。5月底6月初，布什訪問了歐盟國家、俄羅斯和中東，嘗試修補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布什在波蘭發表演說時稱，“為了反恐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建立牢固的同盟。”在伊拉克重建的問題上，美國也在不斷軟化立場，表示要讓聯合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在朝核問題上，盡管美國不斷放出各種強硬的信息，但基本的政策仍是通過多邊方式和平解決問題。這樣一些相對舒緩的舉動雖然沒有對“9·１1”后美國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作出大的更改，但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推行這種政策的強悍方式。(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