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3日電 近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匯率是否變動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勒和美國財長斯諾應邀來訪中國。日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人民幣匯率相關問題回答了提問。

　　記者：近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勒先生和美國財長斯諾先生來訪，恐怕會問到人民幣實行固定匯率問題，您怎么看？

　　周小川：中國當前的外匯體制是從1994年年初開始建立的，1994年以前實行雙軌制匯率。1993年夏天開始設計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完成了匯率并軌，同年4月份正式建立了外匯市場，由外匯市場根據供求關系對匯率進行調整，因此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1997年期間，匯率由8.7元人民幣兌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幣兌1美元，說明匯率始終是浮動的。

　　1997年末，由于亞洲金融風波的沖擊，我們應周邊國家、香港和國際機構的呼吁，大幅收窄了匯率浮動的區間，表明人民幣不會貶值，但也并不是固定匯率，只是浮動區間明顯縮小了。如果大家有個共識，認為亞洲金融風波已徹底過去，同時亞洲金融風波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已解決，中國也可以考慮恢復過去的浮動幅度，并在此基礎上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但問題是，大家的看法并不一樣，相當多的周邊國家和經濟學家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不應該動。

　　記者：中國是否會繼續維持較高的貿易盈余和儲備增長？

　　周小川：根據近兩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作為中央銀行，我們清楚，中國政府并不追求貿易盈余，經常項目應該大體平衡，商務部也是這個政策。這是本屆政府的意圖。

　　根據我國外匯儲備的近況，我們也并不追求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外匯儲備量很小，需要有一個積累和恢復，外匯儲備需要達到與進口和外債相適應的水平。1997年遇到了亞洲金融風波，當時亞洲國家對“什么是外匯儲備的適度水平”問題進行了再討論，并調高了對“適度水平”的理解。現在看來，中國外匯儲備的恢復性增長應該是差不多了，不必再追求過快增長。隨著中國將來進出口增長和資本流動的繼續增長，外匯儲備以相適應的速度保持適度增長就可以滿足儲備的目的了。

　　記者：中國的貿易是否能按政策意圖達到大體平衡？

　　周小川：問題的難點在于，中國的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不是那么容易預測的。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貿易體制處于改革和變更比較快的年代。2001年底中國才被接納加入世貿組織。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貿易體制有一系列的改革。當時多數人預測，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進口會大幅度增長，并大大超過出口可能的增長。原因很明顯，中國的關稅確實作了實質性的削減，包括進口配額管理在內的非關稅措施受到了嚴格的規范，服務貿易進一步放開，所有這些都會導致進口明顯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多數人都預測進口增長比出口快。實際情況是，2002年進口確實增長很快，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口增長也很快。到2002年末，中國對外貿易有304億美元的順差。

　　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的5年期間，中國每年都要繼續下調關稅，每年都要繼續減少數量控制，并按承諾步驟進一步開放服務業貿易，包括金融領域、通信領域等，因此就有一個對經常項目平衡進行預測準不準的問題。今年從年初開始進口增長加快，明顯大于出口增長速度。今年上半年貿易順差已減少到45億美元。總體來看，今年進口的增長速度比出口的增長速度高大約9個百分點。應該說，如繼續按照這一趨勢進展，進口增長會明顯大于出口增長，那么在近一兩年內進出口貿易就會達到平衡，就不會有貿易盈余。基于對這種趨勢的外推，現在來評價、認定人民幣幣值是低估還是高估恐怕為時過早，據此作出調整就更不見得明智。

　　記者：中美雙方貿易不平衡狀況是否可以用匯率手段解決？

　　周小川：大家都知道，匯率水平與國際收支平衡狀態是有關系的。一國匯率水平是否合適，有賴于其多邊貿易的平衡情況，從來不取決于雙邊貿易平衡。雙邊貿易平衡可能是結構政策方面的問題，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國際貿易理論以及世貿組織的精神，從不強調雙邊貿易平衡，而是強調多邊貿易平衡。

　　在現在的經濟、貿易結構下，即使中國通過貿易政策或貨幣政策的改革使經常項目在總量上平衡了，美方還可能在美中雙邊貿易上有比較大的逆差。這就不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了，而很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結構方面的問題和財政赤字方面的問題。

　　記者：中國是否可以更多地考慮世界經濟的調整？

　　周小川：中國的政策制定以自身考慮為主，同時也強調要考慮亞太和世界的經濟。中國逐漸變為一個經濟大國，既要考慮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平衡，也歷來重視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相互作用。總體來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也不要夸大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特別不要夸大中國的貿易狀況對其他國家經濟和就業狀況的影響。

　　今年以來，美元開始走弱。如果走弱是為了調整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平衡問題，并包括美中貿易平衡，那么應該事先告知我們。我們當時只知道美國堅持強勢美元，后來才體會出實際上允許美元走弱。如果有人抱怨中國不配合美國調整國際收支平衡，這是沒道理的，因為我們并不知情，也不可能做配合。美方事先也知道人民幣的中心匯率是參照美元的，美中貿易的情況不受影響應該是在預料之中的。應該說，人民幣中心匯率是參照美元還是參照“一籃子”貨幣來制定，這個政策是有討論余地的。

　　記者：中國目前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來改進國際收支平衡？

　　周小川：中國有一定的貿易順差，同時外匯積累上升比較快，因此，我們首先考慮的是調整國際收支平衡有關政策，進一步擴大開放。大致有10條：

　　第一，去年11月份出臺了QFII。

　　第二，近年來一直在積極研究QDII政策。能不能近期實現，還要看大家討論的結果，但至少是在積極討論，是一種進展。

　　第三，中國積極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即明確支持各類企業在國外投資、開展業務，投資的手續、兌換及匯出變得相當簡單。

　　第四，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到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是好事，但不見得要帶那么多外匯資金；如果需要，在中國國內融資也是可以的。

　　第五，允許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人民幣債券。與上一條措施的考慮是一樣的，歡迎國際金融機構來中國，但不一定要帶那么多外匯來，人民幣的融資渠道也是可以用的。

　　第六，允許跨國公司集中操作外匯資源。過去，跨國公司在各地分別注冊子公司，而外匯不能實現統一操作。

　　第七，提高了個人出國換匯的指導性限額標準。為方便各類出國旅行，個人出國換匯幅度提高到原來的2.5倍至3倍。消費支出超出限額的部分也可以補購匯。

　　第八，出境攜帶外匯更方便了。過去攜帶外匯要按限額拿證明，現在明顯地放寬了。

　　第九，移民、非居民的國內資產可以兌換匯出。過去股票、房產、股權投資等只允許將每年的收益兌換成外匯匯出，現在正在研究允許資產轉移的操作辦法。

　　第十，放寬了經常項目下各類企業開立外匯賬戶以及對外匯賬戶的限額方面的管理。這是一貫的，1994年外匯改革以來，一直是逐步有所放寬的。亞洲金融風波期間有所停滯，現在又接著放寬。

　　所有這些方便經常項目匯兌和放寬資本項目過分管制的措施，都會對外匯平衡有好處。中國打算在這方面繼續做，穩步放寬外匯方面的管制，進一步改進貿易平衡。我們將繼續朝著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方向努力。當然，這需要一個較長期的努力。

　　記者：既然說了要不斷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有沒有明確的計劃？

　　周小川：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中國匯率改革的一項重要議程。總體來講，當前人民幣匯率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同時也有宏觀調節。由于市場供求波動比較大，當前有宏觀調節是必要的。以后市場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并逐步達到讓市場起決定作用，那時我們會允許匯率有較大的波動幅度。

　　當前，中國有很多改革要完成，我們有優化順序的考慮，匯率改革要與其他改革相銜接。在匯率實現充分浮動之前，有幾件事要做：

　　一是貿易放開經營大體比較充分，服務貿易比較開放了。

　　二是資本項目過度管制得到消除。當然并不是全部消除，有一些項目可以消除，使市場能真正起較大作用。

　　三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大體邁出步伐，主要問題初步得到解決。改革國有金融機構有利于防止出現大的風險，這是當前我們正在動手做的事。要考慮到2006年中國將允許所有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同時市場準入也將大幅度放寬。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和抗風險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這有助于它們更好地適應新的匯率機制。

　　應該說，上述三件事在我們的順序安排上是比較靠前的。匯率浮動機制的最終完善是應該放得稍微靠后一點。當然，順序選擇也不是完全沒有靈活性。但在這三件事未基本做好之前，匯率形成機制方面步伐不宜邁得太大，否則邏輯順序上不太合適。

　　記者：可不可以早一點動？

　　周小川：我們并不認為窄幅浮動匯率、以一種外匯為參照是最好的選擇，但要因具體國家以及國家所處的具體的時間階段不同而做取舍。對于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又處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以我們的觀察，中國目前匯率體制沒出太大的問題。當然也要逐步改進完善。最近由于這方面說法太多，特別是有些人把人民幣升值問題炒得過熱，導致有些“熱錢”涌入。我們不能使“熱錢”的投機行為得到鼓勵。世界上投機的“熱錢”數量實在太大，一旦放松，“熱錢”會繼續朝這個方向移動，因此，從不鼓勵“熱錢”投機的角度看，當前應強調穩定為好。

　　一些人擔心，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對沖工具來對付“熱錢”。我們說，央行有能力對沖“熱錢”造成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央行還會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的工具來應付這種局面。最近，央行調整了存款準備金率，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表明我們會想辦法對沖的。當然我們不希望“熱錢”再進一步增加。信號也表明，如果想在這方面投機，失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記者：將來如果匯率機制改變的話，是否可以改變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

　　周小川：如果中國國際貿易平衡了，或者說，基于匯率機制的變化，經常項目達到了平衡的格局，美國是不是能減少美中貿易逆差？我覺得還應該多做一些結構分析，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會與美國同類產品發生競爭和替代？美國的優勢更多的在于高技術產品出口和服務出口，例如，美國在交通、通訊、金融等服務方面對中國有很多出口，高科技產品在中國也會是很有市場的，這些優勢能否得以發揮不見得取決于匯率。如果把視野僅放在一般商品貿易方面，是受局限的。因為從一般商品貿易方面講，究竟匯率彈性有多大是個有疑問的事情。以日本為例，原先1美元兌360日元，后來調到250，再后來又調到100，最高達到79，現在是1美元兌116日元。對商品貿易平衡影響究竟如何呢？不少人評價，商品貿易方面的匯率彈性并不高。總的來說，不能說沒有彈性，但和生產結構及已形成的分工格局的關系非常大。

　　記者：有些人強調對就業方面的影響，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周小川：這次的匯率問題，涉及到影響某些發達國家的就業問題。就業問題是個比較政治化的題目，就業率不高，影響到選票。但應該說，大家應更多地找自己方面的原因，各國都一樣。因為，你今年要選舉，他明年要選舉，大家都有選舉問題；你有就業問題，他也有就業問題，大家都有就業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就業壓力是最大的。中國每年要解決1000萬個就業崗位。中國特別突出的是農業人口問題。人民幣如果升值的話，首先是有一部分農產品競爭力下降。中國人多地少，農業的勞動密集程度相當高，大宗農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如匯率調整使大宗農產品競爭不過進口產品，相當一部分農民，特別是東部地區農民就要離開農業，那么，他們就必須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轉移。壓力在于城市要提供更多的“非農業就業機會”，每影響一個百分點的農業就業就意味著約400萬勞動者。有很多人只是分析出口會受影響，就業機會會減少。其實，農產品進口和農業人口轉移方面的壓力可能更大。但是，經濟學和國際經驗都表明，對任何國家來講，國內就業問題，更主要是靠國內結構改革來實現。特別是對大國來講，主要是靠結構性改革，包括勞動力的技能要適應國際競爭力而進行調整。希望把壓力轉移給別人，并不一定真正能夠解決問題。（來源：中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