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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誰來監督省委書記再不應該是危言聳聽的問題。它確實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汪玉凱

　　省委書記的腐敗何其相似

　　最近中央先后查處了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和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腐敗案，將兩人分別開除出黨。這無疑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加大懲治腐敗力度、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標志。

　　仔細分析劉方仁和程維高的腐敗事實，我們不僅可以發現許多共同之處，而且也能悟出許多道理。當然，就劉方仁和程維高腐敗的手法來說，和一般的貪官并無二致，如以權謀私、受賄、助長親信或者家人收取不義之財等。但是，由于他們身份的特殊性，決定了這兩個地方重量級貪官的現形，又有一些與別的貪官不一樣的地方，也使對他們的查處，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征。

　　比如，這兩個人都曾是省里的一把手，在用人問題上有絕對的決定權，并肆無忌憚地任用親信，為其濫用職權打開通道；兩個人的腐敗問題，都與利用權力幫助他人招攬工程或干預基建項目有關；兩個人離開省委書記這個一把手崗位后，又都擔任了人大主任，其腐敗問題的敗露，都不是在其權勢最顯赫的時候，對其的查處，有其明顯的滯后性；劉、程二人在所任職的當地，老百姓早有傳聞，甚至編有順口溜，但由于他們位高權重，都奈何不得；同時，這兩個腐敗案件的查處，最終都帶有一定的群發性，也就是查處一人，倒下一批。

　　由于這兩個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決定他們的腐敗以及權力濫用，對所在省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

　　對省委書記不起作用的監督？

　　作為兩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省里一把手，劉方仁、程維高都可以稱得上是黨的重要領導干部，他們都是經過長期的奮斗才被選拔到省委書記這個重要崗位上。問題是，這兩個人在如此重要的領導崗位上任職，為什么在其任職期間監督機制似乎對他們不起作用？這究竟是我們的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還是這兩個人有特殊的本事可以成功地逃避監督？

　　我以為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這就是我們的監督體系或監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從理論上說，中國現階段對公職人員及其行使的公共權力的監督不能說不健全，更不能說沒有，如黨內的監督、權力機關的監督、立法機關的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以及人民群眾的監督等。

　　但仔細分析這些名目眾多的監督體系，對于一個地方如省里的省委書記這樣的一把手來說，卻幾乎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

　　比如黨內的監督，省里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歸省委領導的，也即省紀委書記是在省委書記領導下工作的，如果紀委書記要主動監督省委書記，他的職位還能保得住嗎？再比如，權力監督主要是通過省里的人大來進行，但是目前我們的體制中，有的省人大主任是由省委書記兼任的，他自己領導的人大能監督他自己在省委的權力嗎？還比如，司法監督是一個重要的監督手段，但是省里司法工作總體上是由黨的政法委員會協調指導的，如果省里的司法系統要監督省委書記的話，首先要取得省委政法委員會的支持才有可能，而在省委書記領導下的政法委書記有膽量直接監督他嗎？

　　另外，即使輿論要想發揮監督職能，一旦要在媒體上披露諸如省委書記這樣高官的問題，也必須層層審批，這個過程中的難度可想而知；至于老百姓的上訪、控告等，真正能發揮作用的有多少，我們難以測算。

　　但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所作所為以及石家莊市建委郭光允的遭遇，已經使人感受到打擊報復、利用公共權力置人于死地的可怕。

　　應該說真正能對省委書記起到監督作用的是中央和中紀委。然而在多數情況下，中央、中紀委也很難做到主動：比如多數腐敗分子的作案手段愈來愈隱蔽、狡猾，老百姓很難真正知情。即使有人反映，多數只能起到提醒上級注意的目的，真正離查處，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是上級考察干部，只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一般民眾更難以表達，因此有時會出現這樣情況：一個領導干部問題很嚴重，非但得不到查處，還可能再度被提拔、重用。

　　這樣說來，理論上十分完備健全的監督制約體系，至少在對諸如省委書記這樣的重量級官員是不靈驗的。這是不是制度中的缺陷，很值得我們深思。否則劉方仁、程維高的腐敗問題為什么不能及時得到遏止？

　　可見，誰來監督省委書記的問題再也不應該是危言聳聽的問題，而應該成為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何以監督省委書記？

　　按照黨的原則，在選拔任用干部時一定要堅持任人唯賢的原則，反對任人唯親的做法。實際上我們看到要做到這一點是多么的不容易。

　　就劉方仁和程維高兩個腐敗案來看，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兩個人幾乎都是通過擁有絕對的用人權任用親信，然后才開始大搞腐敗的。這說明能不能公正地用人，不僅是一個地區事業發達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重要領導干部是否廉潔的重要體現。

　　對省委書記監督的蒼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我們對一把手任用私人的做法、以及他在位時所具有的權勢威嚴，缺乏最起碼的制約手段。比如說，一個人只要和省委書記私交好，這個人就可以左右很多人的命運，于是這個人實際上也就擁有了很大的權力。

　　說起來很荒唐的事，在現實中卻真是如此，否則貴州的那個陳林為什么別人稱他為“地下組織部長”呢？這說明，對省委書記的監督，首先要解決對其絕對用人權的制約，這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開端。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硬約束，其余的都等于零。

　　從這個意義上講，完善選任用人的制度和機制，限制重要領導人在用人上過大的決定權，無疑是對其加強監督的重要環節。只有從這里入手建立行之有效的監督制度和機制，才能真正避免劉方仁、程維高案的再度重演。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