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日電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北京日報日前刊載文章說，人們都知道，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歷史；但同時，認為“南昌起義失敗了”的觀點也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然而歷史事實是——南昌起義是一次勝利的起義，不是失敗的起義。本網轉載該文如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研究者根據有關南昌起義的大量文電和資料，對南昌起義有了較為客觀的評述。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在“左”傾盲動錯誤思想指導下，于1927年10月24日發出了關于南昌起義失敗的通告，于1927年11月14日作出了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南昌起義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且處分了南昌起義的領導同志。雖然“左”傾盲動錯誤后來得到了糾正，但是當年對南昌起義作出的種種片面的、不合實際的評價，并未得到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問題上還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應該把南昌起義的勝利和南下廣東的挫折與失利分開評述，籠統地說南昌起義失敗了，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1927年在大革命失敗的極為嚴峻的形勢下，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于8月1日凌晨舉行，全殲守敵3000余人，起義軍占領了南昌城。從8月3日至5日，在共產黨直接掌握和影響下的起義部隊兩萬余人，有計劃、有秩序地撤離南昌。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這一震驚中外的武裝起義，無疑是勝利的、成功的。那么，為什么在起義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給南昌起義下了“失敗”的結論呢？這是因為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后遭到嚴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實現原先制定的計劃。當時無論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還是前敵委員會，其指導思想還是像大革命時期北伐那樣，以占領城市為中心目標，所以計劃南昌起義后部隊由江西進入廣東，奪取廣州，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占領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然后重新舉行北伐。

　　起義后，部隊從8月3日起，分批撤離南昌，按原定計劃南下廣東。當時我們黨對部隊的領導和政治工作還不健全，四面敵情嚴重，又加天氣炎熱，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隊減員嚴重。9月中旬，起義軍由閩入粵，占領了大埔縣之三河壩。決定朱德的第9軍和11軍25師留守三河壩，起義軍主力向潮州、汕頭挺進。其中，駐三河壩的起義軍余部，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轉入粵贛湘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農軍配合下，發動湘南起義，同年3月朱德率領工農革命軍1.2萬人轉戰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等率領的贛湘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合，共同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綜上所述，如何評價南昌起義的成功與失敗，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把南昌起義的勝利和南下廣東的挫折與失利分開評述，籠統地說南昌起義失敗了，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南昌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統一戰線的形式發動的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策劃和領導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以統一戰線的形式，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發動的。8月1日起義勝利后，當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召集了國民黨中央領導成員及各省黨部左派代表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委員、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有7人，江蘇、順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肅、四川、新疆、東北、安徽、上海、綏遠、浙江、廣東、廣西、湖北、江西、哈爾濱和海外黨部(包括歐洲、日本、暹羅、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計45人。其中多數是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上，葉挺報告了南昌起義的經過，隨后成立了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委員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產黨員，加上在南下途中入黨的賀龍、郭沫若、彭澤民共計15人，占多數。二是反對蔣、汪叛變，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張曙時、陳友仁參加了南昌起義，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于右任、經亨頤沒有趕到南昌，但通過發表聲明等方式，表示了對南昌起義的支持。三是想爭取他們參加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的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三個人。革命委員會雖然仍冠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稱，但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聯合政權。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組織革命委員會，是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1927年8月21日經中央常委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就規定：“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于革命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但在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中央以前復興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現在群眾看國民黨的旗幟是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壓迫與屠殺的象征。……所以認為八月決議案中關于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

　　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南昌起義作出的種種不符合實際的批評，是在極左觀點指導下形成的

　　從8月21日到9月19日不到一個月的突然轉變，其根源在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即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8次全會上演說時還認為左派國民黨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革命民主的組織”。然而時隔不久，斯大林在7月28日發表了中國革命的“三個階段”論，認為廣州時期是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民族資產階級轉到反革命陣營，中國革命進入第二階段，即武漢時期。汪精衛叛變革命后，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陣營，中國革命進入第三階段，即蘇維埃革命的階段，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是農民和城市貧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調離后，新代表羅米那茲于1927年7月下旬到達中國。他積極貫徹斯大林上述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論斷，而且有所發展。中共中央對南昌起義作出的種種不符合實際的批評，就是在這種極左觀點指導下形成的。

　　1927年10月24日和11月14日，犯了左傾盲動錯誤的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黨內通告和決議案，嚴厲指責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的指導在政治軍事上造成了極大的錯誤，仍然是繼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

　　通告和決議把爭取張發奎說成是“機會主義的遺毒”，同時批評“沒有預備去建立工農貧民的政權，……卻只要‘繼承國民黨的正統’。沒有信仰群眾的力量——群眾的革命獨裁的力量。”這顯然是批評南昌起義后建立的統一戰線聯合政權。爭取張發奎，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做出的權宜之計。在大革命時期，張發奎與其他軍閥相比，與共產黨的關系比較好，他任命了葉挺、蔣先云、盧德銘、周士第、許繼慎等十幾名共產黨員擔任師、團級軍官，營連級軍官及政工、參謀人員任用的共產黨員更多。這些共產黨員在部隊中發揮了骨干作用，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武漢政府進軍河南進行二次北伐獲勝回到湖北后，張發奎升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下轄第4、11、20軍，共4萬大軍，成為武漢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等多數領導同志，已看清張發奎即將反共的面目，主張徹底與張分手，起義后也不主張把張列入革命委員會名單之中。有些同志認為，盡量爭取張發奎，至少可以達到削弱反動派力量的目的，這種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見。南昌起義后，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命令張發奎率部追剿起義軍。張發奎自知第二方面軍剩下的一萬多人，不是賀龍、葉挺兩萬大軍的對手，他召集高級將領商討對策。張發奎早有南下廣東自立門戶的打算，時任第4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建議張發奎不要追擊葉、賀，讓葉、賀南下后削弱李濟深的力量，張再打起援師旗號，直趨廣州。張發奎不知葉劍英是為保護起義軍，采納了葉的建議。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爭取張發奎雖未成功，但也沒有使我黨我軍招致嚴重損失，中央通告把爭取張發奎說成是“機會主義”、“軍事投機”是不符合實際的。

　　所謂軍事上的錯誤，是指起義部隊“不走農民運動較有基礎的贛西直入廣東的路，而只顧避免敵人攻擊，采取農民運動完全沒有起來的贛東荒涼道路；在瑞金會昌戰勝敵軍之后，復不直往南下進攻梅縣，惟恐傷兵輜重運輸之困難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繞道取潮汕，使敵人從容布置以致完全失敗！”同時指責對不穩的部隊，如蔡廷鍇的第10師“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變”。關于南下路線，前委曾進行過認真的討論。關鍵的問題是，根據當時敵我力量對比，原定的南下廣東、奪取廣州、占領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援助，建立根據地，再行北伐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因此，起義軍不管走什么路線，都不可能實現原定的目標。走贛東直下東江，是為了避開敵之鋒芒，同時也是因為東江農民運動基礎比較好，準備與東江農民運動結合。上述決策是周恩來與富有軍事斗爭經驗的賀龍、葉挺、劉伯承及蘇聯顧問等集體討論決定的。而起草處分南昌起義領導人決議案的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很缺乏軍事知識。執行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根據上述種種指責，決定給前敵委員會領導成員(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警告處分；給譚平山開除黨籍處分；給張國燾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處分。現在看來，這些處分都是不適當的。

　　南昌起義開創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史，其歷史地位和功績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后，雖然遭到嚴重挫折和失利，但是，取得了寶貴的土地革命的武裝斗爭的經驗和教訓，保留了革命的火種，鍛煉培養了一大批建軍骨干，為創建、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朱德在南昌起義時領導的部隊雖然不多，但是在起義軍南下廣東遭到嚴重挫折和失利的情況下，朱德為保存革命火種，做出了特殊貢獻。他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加上湘南起義農軍，到達井岡山時共有1.2萬人。在這支隊伍里，有朱德、陳毅、王爾琢、蔡協民、胡少海、周子昆、陳光、張際春、毛澤覃、林彪、粟裕、黃克誠、鄧華、肖克、楊至成、趙爾陸、楊得志等一大批后來成為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義播種的革命火種遍及全國，為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授銜的十大元帥中，有六位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十名大將中有四位是參加過南昌起義或加入過南昌起義部隊的。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將8月1日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每年8月1日就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八一南昌起義的偉大歷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的人總是力圖貶低八一起義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動亂中，林彪就曾極力詆毀朱德元帥，朱毛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也將朱德改成了林彪。文革前夕，莊嚴的八一帽徽中的“八一”兩個字也沒有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恢復。總之，八一南昌起義的光芒在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熠熠生輝，是誰也抹殺不了的。(作者：李維民 來源：北京日報； 文章發表時有刪節，全文見《炎黃春秋》第8期；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原副部長、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