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一個聲名顯赫的家族，林徽因是她的姑姑，她是美國“越戰紀念碑”的設計者，她被美國的《生活》雜志選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國人”，她以絕對的優勢當選為耶魯大學新任校董。

　　林瓔獨白：一開始我就問自己，到底建“越戰紀念碑”的意義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紀的紀念碑的意義是什么?當寶貴的生命首先成為了戰爭的代價時，這些“人”無疑是第一個應該被記住的。因而這項設計的主體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當你接受了這種痛苦，接受了這種死亡的現實之后，才可能走出它們的陰影，從而超越它們。就在你讀到并觸摸每個名字的瞬間，這種痛苦會立刻滲透出來。而我的確希望人們會為之哭泣，并從此主宰著自己回歸光明與現實。假如你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就永遠無法從中解脫出來。所以一座紀念碑應該是“真實”的寫照。首先要接受和承認痛苦已經存在，然后才有機會去愈合那些傷口。

　　林瓔獨白：1980年秋，那年我和其它五名學生正打算做一個有關墓地建筑的作業，主要強調如何通過建筑形態來處理“死亡”這個主題。整個學期我們做了許多相關的設計，有一個同學，我忘了是誰，偶然發現了征集越戰紀念碑設計方案的海報，于是我們想，何不把它作為畢業設計呢？我們來到將要修建紀念碑的地點華盛頓。當我站在那里時，開始本能地想象著自己用小刀將地面立體切開并翻起成兩翼，一邊指向林肯紀念碑，另一邊指向華盛頓，上面還按順序刻著陣亡者的名字。這時有一位同學收到了紀念碑的設計手冊，其中明確規定紀念碑上必須刻有全部57000多名陣亡者的名字。于是我說：“太妙了！”將名字逐一鐫刻在黑色反光的地表上。正是這樣的一座紀念碑！

　　考驗和戰斗

　　林瓔獨白：當我被選中時，我很清楚自己將要面臨的是一次考驗，一場讓我用了幾年時間才認識到其艱難程度的戰斗。那是一段充滿了壓力的日子，沒有人教你如何度過那段時光。

　　林瓔獨白：有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我才突然明白過來，原來有不少的人都在反對。不僅因為這位越戰紀念碑的創作者不是退伍軍人，還因為她是一個亞裔。我曾問過一同工作的退伍軍人有關那些批評信的情況，的確有人責問過他們，說怎么能讓一個亞洲人設計紀念碑。

　　林瓔獨白：在紀念碑破土動工之前我離開了華盛頓。我必須這樣做。因為我相信當你越近距離地看著某件事物的成長時就越難察覺到它的變化。再一次來到那里，碑身已被豎立起來，而且整個地方和我腦海中的想象相似得驚人。我簡直有點害怕。那是種奇怪的感覺，當一個之前還完全屬于你自己的想法被付諸實現并且公開出來時，它就再不是你思想中的一部分，再不是你私有的了。

　　林瓔獨白：你得和成見、舊傳統、舊觀念作斗爭。這在某種程度上不斷的促進著我。在你試圖突破思想的樊籬時，必然會引起許多人的反對，而這也許就是代價。

　　童年和血脈的影響

　　林瓔獨白：我父母從事的都是藝術；父親是陶藝家，母親是詩人，兩人都選擇了藝術教育事業。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的哥哥現在是一位詩人，而我則介于建筑和藝術之間。

　　林瓔獨白：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環抱中渡過的。那是我真正懷念的一種隱謐與美景。我們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說是由幾片林子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個山脊之間起起伏伏，是孩子們的天堂，其中有一個山脊，我們叫它“巫師的后山”。

　　對我影響最大的，我想，莫過于家庭所帶給我的一個安定和清怡的環境。似乎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力量推動著你去做一些事……從來都沒有這種概念，覺得人應該為了金錢才去努力奮斗。我們雖然從小就被鼓勵要取得好的成績，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為它對你來說很重要，既使它無法使你變得富有。因此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一種注重創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作為子女，你會在不經意間繼承著父母的言傳身教。

　　從學生時代起，我對東方建筑的興致就遠勝于對歐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法國的對稱式花園或那些經典的建筑語言的好奇。我曾經非常驚訝于自己與中國建筑之間的微妙聯系。直到父親去世以后我才開始意識到他對我事業的影響之巨大。他對美的敏感充滿了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從我們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飯用的陶罐；從我們修建房子的地點——離群索居的樹林深處，雖然身在城市，卻又與之隔離，總是離不開自然的環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樣顏色的粗陶彩釉。

　　當我凝視著逝去的父親時，我發現一件事，是他那雙手。他有一雙精巧而美麗的手，而他給了我一雙同樣的手。

　　沒有想到我在耶魯大學的教授會覺得用橡皮泥做一個建筑并把它漆成閃亮的黑色是一種古怪的行為。又或者越戰紀念碑的最初形態正是來自飯桌上的土豆泥……誰知道呢。我的許多作品都是從橡皮泥開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種用油來保持柔軟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樣；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遠揮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來源：中國女性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