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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正在從應急型的全能性政府逐步走向常態型的公共性政府，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正從領導層主導的模式，走上社會各階層為了自身利益自覺實踐民主原則，以務實態度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道路

　　本刊記者/蘇琦

　　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七·一”講話之前，海外媒體多有揣測。這種以領導人的言行為指標來對中國民主化進程進行的預測往往失之于偏頗，而且這種思維模式本身也背離民主的理念。

　　如果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往下放，其實不難發現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而扎實的民主化進程——從農村海選的日益完善，到新型工會選舉的方興未艾，從審計“風暴”揭示出的體制內監管創新，到淮河抗洪放棄“嚴防死守”、提倡以人為本。

　　民主已經從口號與概念一步步落實為程序的操作和具體議題的應對，并在操作過程中逐漸走向完善。這種民主化進程是務實的，方方面面的，已經超越了“從上到下”與“從下到上”之爭。

　　越來越規范的農村海選

　　在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擔任客座研究員的何包鋼博士十年來一直在關注中國農村的選舉。“第一次去看農村選舉，是1993年，那時我想這算什么民主。但是一年一年地回去，我看到了變化。”何包鋼日前向媒體表示，中國農村民主制度近年來有實質意義上的進步，農村直選越來越規范，選舉越來越有競爭性，越來越公正，一屆選舉比一屆選舉有進步。

　　何包鋼說，看中國農村選舉推行情況，主要是看選舉規則和程序是否到位和執行情況。他說他所研究的浙江的村落50%～60%是完全按既定的法律程序進行選舉，60～70%的村落都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

　　民主首先是程序的民主，一旦確立了規范的程序，對自身利益的關注會成為農民參與鄉村民主建設的最大動力。何包鋼指出：“村民對選舉相當有熱情，而這種熱情主要出自經濟動力，即分紅權。村里越富裕的，農民的選舉熱情越高，因為選舉權背后的經濟利益越大。”

　　當然，光選舉不是民主，民主包括權力平衡，監督決策機制。“在有的村子，花5000元以上的項目都必須拿到村民代表大會上討論。有這樣一個規則，腐敗雖然不會完全被消除，但是會減少，大的腐敗行為會受到更大的限制。不是沒有人不想貪污，而是‘貪污’更難了。”何包鋼說。

　　從權力的來源到權力產生的程序，再到權力的運作方式的轉變，中國鄉村民主樸素的實踐正在深刻改變著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面貌。

　　廣東工會的選舉新風

　　提起工會，人們習慣上會把它定義為企業或工廠領導層的組成部分，屬于管理者。目前廣東如火如荼的工會直選正在將這一被扭曲的觀念重新糾正過來。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日前表示，廣東省12萬多個基層工會中有1/3，也就是4萬多基層工會是經過民主直選產生。直選產生的工會，承擔著代表職工與資方談判、簽訂集體合同、捍衛職工正當權益的職責。

　　一位曾經觀摩一家企業工會直選的人士興奮地說：“場面真是振奮人心，選舉期間，由于被選舉人人數太多，黑板上寫不下名單，只好另外用紙寫，寫滿候選人名字的紙在墻上貼得很長很長。”

　　為了獲得職工信任，有的企業直選還要進行就職演說，接受質詢、提問。直選是信任投票，而質詢和提問則近乎“刁難”。當選時要進行一個小時的施政演說，其中半個小時要拿出來接受質詢——演說和質詢將候選人推向了矛盾的尖端，會員們提出一個又一個尖銳的問題。雖然有些人已干了多年工會工作，但是接受質詢時也難免手心流汗，講稿都被汗水浸得模糊不清。

　　南華工商學院院長易江教授用“撬動了中國的社會深層結構”來形容工會直選的意義。他說，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是自上而下的，工會直選則是自下而上的。另外從思維方式來看，工會直選是從戰爭性思維(為了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向建設性思維的轉變(講求效益、相互調和、強調誠信)，是從隨機性思維向程序化思維的轉變。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也表示，工會民主直選不會產生勞資對抗，起碼兩者沒有必然聯系。中國工會講求“雙贏”，衡量標準是看工會是否做到了“兩個滿意”，即職工和經營者都滿意。

　　審計“風暴”：體制內監管的新可能

　　權力的相互制衡是民主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李金華率領下的國家審計署所掀起的審計“風暴”，讓人們欣喜地發現了利用體制內的現有資源進行有效監管的新的可能。對權力的制衡需要制度的保證，而一項新制度的設立從產生到試驗到確立，將會耗費相當大的資源，而利用現有體制內的資源對權力的濫用進行有效制衡，就是一種可喜的體制創新。

　　李金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闡述了國家審計署的一系列創新：“我們國家的審計工作剛開始的時候，實際上是一種財務大檢查。所謂財務大檢查，就是檢查偷漏稅，后來發展到收入和支出審計并舉，就是既要求檢查稅收，同時又要檢查財政支出的使用情況。而現在，我們又開始了新的變化，即從過去的專查收入或者收入支出審計并舉，變為以審計支出為主。”

　　除了在擴大審計對象和范圍方面的“有作為”，此次審計之所以被人稱作是一場風暴，跟審計署主動將審計結果公諸于眾是分不開的。

　　在解釋這樣做的動機時，李金華表示：“關于審計公告，我們有兩個考慮：一、審計，統計，都屬于政府行為，應該進行公開，以增強信息的透明度與老百姓的知情權。就像財政收入怎么用的，應該給納稅人一個交代。二、這對有些單位也是一個鞭策。現在有些部門不怕內部通報，你內部怎么說都行，它就害怕監督報道。”

　　第一個考慮是向誰負責的問題，說明了李金華率領的審計署對自己權力來源的清醒認識。第二個考慮則是對權力制衡原則的自覺地貫徹。

　　李金華說，這種制衡是雙向的：“我們把公報公布出去，那么被審計單位也是要盯住這個公報的，你說的每句話，說得是不是準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你不準確的話，他會訴諸法庭去告你。”

　　從嚴防死守到以人為本

　　沉寂了11年之久的淮河在今夏重新讓人感受到了它的威力。然而與1991年相比，今年淮河防汛并沒有出現過多的軍民日夜奮戰情況。

　　對此，淮河防汛總指揮部副主任徐英三解釋說：“我們并不提倡嚴防死守，而是講究以人為本，盡量讓人和自然達到和諧統一，該行洪時行洪，該蓄洪則蓄洪”。

　　對徐英三的說法，輿論頗感振奮，紛紛以“耳目一新”形容之。田地暫時沒有了，可以等洪水退去時重新耕種；財產沒有了，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補償，民眾也可以通過雙手重新創造；而人沒有了，就什么都沒有了，因此，人才是抗洪的價值根本所在。

　　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所在。以人為本，科學抗洪，意味著通過扎實細致的工作，沉著、有序、冷靜地制訂災民應急方案，妥善安置災民，及時落實對災民的補償等等。而不是做表面文章，搞挑燈夜戰工程，用“嚴防死守”來掩蓋平時的工作漏洞與失誤。

　　現實中這些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從應急型的全能性政府逐步走向常態型的公共性政府，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正從領導層主導的模式，走上了社會各階層為了自身利益自覺實踐民主原則，以務實態度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道路。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26期，總第1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