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名叫雷曼的北京女孩把人們的視線再次集中到“性騷擾”上來。性騷擾這種事古今中外一直都存在，但在我國，由于性騷擾而引起糾紛則是近幾年才有的事。提起訴訟的首起案件，是西安的童女士。2001年西安市蓮湖區法院受理了這起全國首例性騷擾案件。如今，北京的雷小姐也來到法院，狀告她舊日的上司對她進行性騷擾。據悉，近幾年涉及到性騷擾的案件全國范圍內還有幾起。這些案件雖然案情不盡相同，但留給我們的法律思考卻是相似的。

　　法律如何面對性騷擾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雖無明確規定禁止“性騷擾”，但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隱含禁止性的法律規范的。我國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民法通則也規定，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公民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刑法中也規定有猥褻、侮辱婦女罪、侮辱、誹謗罪；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為擾亂公共秩序行為；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婦女的名譽權和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宣揚隱私等方式損害婦女的名譽和人格。

　　我國各地在制定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中，對性騷擾問題也做了進一步的規定，如上海市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規定，禁止“以戀愛、征婚、招聘為名或者用其他方式玩弄女性”，禁止“非法搜查婦女的身體”……這些規定，其實都是反對性騷擾的積極措施。

　　但這些原則性的規定、隱含的規定，究竟在活生生的案件發生之后能夠給當事人提供多少法律幫助，卻讓我們懷疑。這些法律規定既沒有明確何種行為構成性騷擾，也沒有關于何種程度的性騷擾應受何種程度制裁的規定。這給法律工作者對于此類案件的訴訟操作帶來很大難度，更使普通百姓對于性騷擾的界定難以把握。

　　什么行為算是性騷擾

　　截至目前，對性騷擾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生活中同樣的語言，小王可能認為是玩笑，但小楊就可能認為是對她不尊重的表現。接吻和擁抱是國外較為常見的問候禮儀，但如果同樣的“問候”放在國內，會有很多人不適應，甚至認為是性騷擾。還有些小動作，對一些思想開放的女性，平時打打鬧鬧慣了，可能不會在乎，但是如果當事人思想保守而又彼此相處關系不好的話，就有可能被認為是性騷擾。

　　現代社會，男女之間交往只會越來越多。這種交往接觸的分寸該如何把握確實是個難題。據媒體報道，隨著性騷擾案數量的增加，甚至引發了一些人的社交恐懼癥。北京大學法學院馬憶南教授認為，對性騷擾的界定，既是主觀的也是很客觀的問題。在對同一問題的看法自由度比較大的今天，很多問題可以說是沒有定性的，要法律怎么界定，這確實是個難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龍翼飛教授認為，如果說涉及到用語言方式來性騷擾的話，有一個行為人主觀動機如何的問題。行為人本身在主觀上是故意的，他不是過失的行為，他是惡意地去采用這樣的行為。另外，他希望發生什么結果呢？他的行為使對方受到這種性行為的引誘，使對方受到一種性格方面的貶損，他是要滿足他自身性方面的一種心理需求和得到某種生理方面的滿足。

　　性騷擾案該如何取證

　　性騷擾案件最大的難度就是證據問題。全國首例性騷擾案件就是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駁回起訴。北京首例性騷擾案，原告雷小姐向媒體和法庭展示的，也是她千方百計收集來的證據。有位法律界人士說，性騷擾從修改后的刑法游離出來，成為民事法律的調整范圍，由過去的國家干預變為公民自治，即誰主張誰舉證。這一轉變最大的難度就在于這一案件的證據要由當事人自己取證和舉證。性騷擾案件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很難找到直接證人，而且一般也不會留下什么物證。現在法院審理一般是“重物證輕人證，重直接證據輕間接證據”，因此，要打贏這類官司，原告必須找到充分的證據。

　　西北政法大學法學教授寇志新認為，目前情況下要打贏這類官司，只能是“收集更多的證據”。他說，如果將眾多的證據收集在一塊兒進行分析后，結果只說明一個事實：被告違背原告意愿，對原告進行性方面的侵害。這樣證據才算充分了。

　　鑒于性騷擾案取證的難度很大，也有人提出實行舉證倒置，由被告提供自己沒有進行性騷擾的證據。很多法律界人士認為，這顯然是行不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規則是根標尺，標尺桿是不能隨意伸縮和傾斜的，如果隨意伸縮和傾斜，一方隨時都可以提出受到了另一方的性騷擾，而另一方怎么也拿不出證明自己沒有進行性騷擾的證據，這樣做，則會導致新的不安定因素，與事無補。

　　是否制定反性騷擾法

　　我國現有法律雖然有一些隱性的禁止性騷擾方面的法律，但都是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一位多年從事法律研究的學者說，法律規定了公民人格尊嚴受保護，但當事人在人格尊嚴受到侵害訴諸法律的時候，卻又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為他服務。很多學者認為，盡管性騷擾問題因為取證難而很難進入法律程序，但是，法律必須先行，以便對騷擾者有很好的法律威懾。

　　據了解，目前關于反性騷擾立法的討論已經進入了一個實質性的階段，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已經委托全國婦聯，就此做基礎調研工作。調研方式包括在網上廣泛地征求意見，同時召開專家座談會等等。網上的調研工作已經在人民網和婦女網展開，而第一次關于立法工作的專家座談會，將在今年9月份進行。

　　全國首例性騷擾案中原告童女士的代理律師馬強說：“如果能在民法中對何種程度的性騷擾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又應該給予何種程度的制裁等進行規定的話，律師和法院對此類案件會更好操作，律師收集證據就更能有的放矢些，證據的有效性無疑會更高。”

　　有人建議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就此問題作出司法解釋。也有專家指出，在沒有統一法規出臺以前，各個單位可以先制定有關“性騷擾”的法則，以此增強調控的可操作性。

　　當然，對于制定禁止性騷擾行為的法律，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有人認為，目前大量拐賣婦女、強奸、家庭暴力等犯罪行為還沒有得到很好遏制的時候，對于性騷擾這樣一個僅限于精神損害，沒有任何實質性傷害的問題，還不到立法的階段。

　　在一家出版社任職的路編輯說，如果要制定懲治性騷擾的法律，不應該只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列明，因為性騷擾不僅是針對女性，因為現在男性也要面對性騷擾：包括來自女性的性騷擾以及一些性心理異常者的性騷擾。如果只是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列明性騷擾，并不能體現法律公平。

　　北京大學法學院馬憶南教授也認為立法不是很有必要。他說，其實我們面臨的不是無法可依，不是實體法的問題，而是程序法的問題。現在國內的刑法、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其實都可以為性騷擾找到相關法律條文。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加強對多部法律的相關條例的疏通，以達到更好從法律上對性騷擾行為進行規范。比如現在民法典正在制定當中，可以就人格這部分進行加強修訂，以達到這個目的。

　　新聞回放

　　近年來引起關注的性騷擾案

　　中國首例性騷擾案

　　2001年7月，陜西省西安市某國有公司一位30歲女職工童某將其所在公司的總經理推上法庭，童某因此成為中國首例性騷擾訴訟案原告人。童某在訴狀中稱，早在1994年該公司總經理就以將她調到好的部門工作為誘餌，在辦公室里對她動手動腳。在她拒絕后該總經理開始在工作中處處對她進行刁難，甚至停止她的工作，并無故扣發她的獎金和福利。2001年10月24日，西安市蓮湖區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最終以缺乏證據駁回了童某起訴。

　　女合同工狀告局長案

　　2002年4月，貴州省貴陽市某供電局29歲的女合同工王某的父母，以監護人身份對該局局長、58歲的俞某提起訴訟。訴狀稱俞某在2001年5月以談工作為由，在其辦公室強行對王某猥褻、侮辱，遭到反抗時威脅說要解雇她。王某因恐懼患上精神分裂癥。法院最終因證據不足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中國首例性騷擾勝訴案

　　2002年7月，武漢女教師何某向江漢區法院提起性騷擾訴訟。今年6月9日，此案一審判決何某勝訴，遂成為“中國首例性騷擾勝訴案”。案情如下：何某和盛中(化名)都是武漢一所商業中專的英語教師。2002年7月4日，何某將盛中告上了法庭。原告稱，2000年下半年盛中多次對她性騷擾，侵犯了她的人格權。今年6月9日，武漢市江漢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被告侵犯原告的事實成立”，判盛中向何某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費2000元。(文章有刪節。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