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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關系是亞洲安全木桶中重要的板塊。因此，與發(fā)展的“硬道理”相比，歷史的恩怨顯然不應成為中印關系的主流

　　本刊記者/胡奎 文/郭防

　　“如果占世界人口1/3的中國和印度建立起穩(wěn)定而持久的關系，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5月31日，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圣彼得堡與胡錦濤會晤時，曾這樣“預言”。

　　這也許是他為期6天的中國之行的最好注腳。

　　瓦杰帕伊此行所達成的最重要成果，就是6月23日晚中印總理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這份綱領性文件不僅確立了中印關系的目標和指導原則，而且對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做出了全面規(guī)劃，是中印關系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在這份宣言里，印度首次正式明確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對于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也許是瓦杰帕伊帶來的最醒目的禮物。

　　彌補裂痕，走向合作，是瓦杰帕伊此行的主題，“好鄰居彼此真正善待對方之前，人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即他們必須首先修補他們的籬笆。”

　　印度主流社會的反思

　　翻開中印半個多世紀的曲折關系史，可以發(fā)現，瓦杰帕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1979年，他作為印度外長訪問了中國，成為1962年中印戰(zhàn)爭之后的首次高層訪問。但在1998年，他與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的有關印度發(fā)展核武是為應付中國威脅的言論，又將兩國自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訪問中國而逐步升溫的中印關系，打入了低谷。而今，他又成為10年來首位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

　　40年前那場戰(zhàn)爭留下的陰影和領土問題，成為近年來印度國內“中國威脅論”者的主要說辭。在中國，不少老百姓的印象是，印度把中國當敵人。

　　這種狀況在2003年里有了很大變化。不久前剛剛從印度訪問歸來中聯部研究室的于洪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在印度驚訝地發(fā)現，從主流媒體到資深學者，前所未有地占據主導地位的輿論潮流是：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向中國學習，促進印度的發(fā)展。

　　瓦杰帕伊總理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圣彼得堡的會晤，以及胡錦濤歐亞四國行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印度媒體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于洪君說，印度的主流社會從未像今天這樣關注中國。

　　這種關注與他們對自身命運與前途的思考密切相關。令許多印度人反思的是：1980年，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水平基本相當，但如今，印度已落后于中國。

　　同樣令印度人反思的是：被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似乎沒有給印度帶來任何好處。

　　78歲的瓦杰帕伊在印度的選民中享有將近七成的高支持率。現在，他代表全印度人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選擇：與中國友好合作。無論是對亞洲還是對世界來說，這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

　　此前，宣揚中國威脅論聲調最高的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也冒著SARS疫情的危險走訪了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并表示“不把中國看作是印度的威脅”，這位曾經的強硬派人物的此番說辭，被視為印度對華關系輿論基調全面轉折的重要標志。

　　準確地說，13億中國人加10億印度人，其在全世界人口總數中的比例還不止瓦杰帕伊所稱的1/3，而是2/5。而且，在亞洲的這兩個人口大國，集中著全世界面臨的幾乎所有發(fā)展問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前所長楊成緒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沒有發(fā)展或者是喪失發(fā)展機遇，才是中印兩國各自面臨的“最根本的威脅”。

　　與發(fā)展的“硬道理”相比，歷史的恩怨顯然不應成為中印關系的主流。

　　跨越喜馬拉雅山的“新安全觀”

　　“我是為友誼而來。”瓦杰帕伊在訪華前夕接受中國駐印媒體的訪問時如是說。

　　他的用詞自然使人們想起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大力倡導的“新安全觀”——互信是基礎，合作是關鍵，而推動共同發(fā)展則是根本。

　　看看瓦杰帕伊豪華的隨訪團名單，就可以發(fā)現印度的迫切愿望。除了內閣中幾位重量級的部長外，這個名單還囊括了印度幾乎所有知名大公司的近百位CEO，以及眾多工商貿促機構的領導人。

　　經貿合作顯然是今天的中印雙方最感興趣的話題。中印雙邊貿易額去年達到50億美元，而幾年前只有3億多。雙方計劃在2005年把這一數字提升到三位數。

　　按照計劃，雙方將在信息技術、能源、海洋、文化、司法等領域簽下一系列合作協議。

　　如果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那么印度人也許就是工廠的工程師。阿根廷《民族報》的記者在一次印度之旅后這樣寫道。

　　除了經濟上的巨大合作空間，印度與中國在很多國際領域都有著非常相似的利益。瓦杰帕伊透露說，在法國埃維昂的南北會議上，他對于中印立場的不謀而合，感到十分驚訝。

　　瓦杰帕伊及其他印度權威人士認為，印度并不應該充當別人的棋子，而是更看重自己的利益，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制定對外政策。瓦杰帕伊稱贊了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表現，并表示了對于中國在南亞穩(wěn)定中可能起到的積極作用的期待。

　　正是跨越喜馬拉雅山的這些共同利益，構成了中印新型關系的巨大基礎。

　　一個怎樣的“亞洲世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印關系的改善，將使中國的“大周邊外交”得到完善。

　　“與鄰為善，與鄰為伴”，是中國“大周邊外交”的宗旨。在中國的外交思維里，鞏固和穩(wěn)定的周邊環(huán)境，是和平有利發(fā)展環(huán)境的重要根基。

　　就在瓦杰帕伊訪華之前，中國外長李肇星在金邊與東盟各國達成一項推進友好合作的新協議。中國與日、韓兩國不斷躍升的貿易關系，使東亞自由貿易的藍圖看上去若隱若現。中國與上海六國組織及蒙古等國的政治與經濟關系也在穩(wěn)固提升。以中國為樞紐的這種亞洲融合態(tài)勢，顯然刺激了新德里戰(zhàn)略家們的神經。

　　中國倡導的“大周邊外交”，顯然也正是今天印度的需要。印度同樣需要謀求一個有利于發(fā)展經濟的周邊環(huán)境。在向東盟發(fā)出推進合作信號的同時，新德里還向伊斯蘭堡伸出了橄欖枝。

　　以“木桶效應”(木桶盛水多少不在于桶的大小而在于最短的木條。木桶上最不結實的木頭將導致整座木桶散架)衡量，無論是對于中國還是印度來說，中印關系都是周邊安全木桶中那塊關鍵的木條。其改善對于整個南亞地區(qū)的穩(wěn)定，具有巨大的影響，兩國經濟發(fā)展所帶來的磁場效應，將是亞洲經濟繁榮的一大關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瓦杰帕伊所說的“亞洲世紀”將不難理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