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七日電 題：“蜜灌一代”的人生大考

　　　　　中新社記者 吳慶才

　　對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SRAS危機恐怕是這一代人經歷的最大的事件了，對他們的考驗和震撼也是前所未有的。

　　和許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樣，小嵐的身上烙下了這一代人的鮮明特色：年輕、酷、奇裝異服、七彩染發；和她的前輩、老前輩甚至后輩相比，小嵐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因為她參加的高考史無前例地與隔離、發燒、消毒水、口罩、高科技測溫儀、急救車等字眼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如今，這場自中國古代科舉考試以來最特殊的考試落下了帷幕，而對于小嵐和她的同時代伙伴來說，真正的人生大考還在后面。

　　“爸爸說我幸福，因為沒有吃過苦、挨過餓；媽媽說我脆弱，因為最大的打擊無非是考學的失敗和偶爾的失戀。我不服氣，我覺得我堅強。可是這次我真正體驗了無助和恐懼。第一次感到‘死亡’離我并不是太遠，第一次感到人的脆弱，小小的病毒在一瞬間就可以抹煞十幾年所有的成長，血和淚、痛苦和歡樂。”

　　的確，對于小嵐這一代人來說，他們沒有經歷過什么波折，他們是在經濟極度繁榮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在中國，他們被稱為“蜜灌的一代”，他們的生活品質一出生起點就比較高，一切都成為既有的，他們的評語中常常有“該生熱愛勞動”這樣的字眼。但這里的“勞動”是被當作一種生活趣味而非能力。一切的根源在于我們已經非常習慣地把自己交給現代工業文明，包括我們的快樂指標。

　　而現在，他們突然發現，他們的快樂是建立在父輩創造的物質基礎上的，嚴格來說是沒有根基的。當他們意識到父輩們連自己的健康都難以保證時，后SARS時期的“蜜灌一代”那尚且柔嫩的翅膀，突然之間承受著巨大的物質壓力。在他們今后的成長歲月里將直面“馬斯洛需求理論”的第一需求：生存。

　　“我感到生存的危機感時時包圍著我們。我們沒有父輩們‘青春萬歲’式的激情，沒有兄輩們‘青春無悔’式的浪漫。我們的一切都由父母代勞，甚至連考學失利的苦楚都要父母為我們承擔。假如有一天父母突然離開了我們，我們的生存都將成為問題。”小嵐說。

　　許多人借此開始質疑我們的教育制度。說我們培育的不是社會主義的接班人，而是一代既沒有生存能力又沒有責任感的“小皇帝”。

　　前段時間，比小嵐稍大的一批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成了人人喊打的對象，一篇“我回家了我遭遇非典歧視”的帖子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同情，反倒成為大家教育攻擊發泄對八十年代人不滿的靶子，這些多數為獨生子女的“八十年代下的蛋”，大概第一次感受到被群毆的尷尬和茫然：害怕和恐懼襲擊時，我們回家有什么不對呢？辯解的結果自然是“最沒有責任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回應。

　　一位為“出逃”辯護的大學生說：從小到大沒人告訴我們遇到危機該怎么做，我們的思路限制了我們的行動，我們不可能都無師自通。我們不知道聽誰的話。從小就被大人教育要聽話，當時，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家長都是命令：趕快回家，坐飛機回來！我們服從了，沒有自己的思想，我們沒有很多的恐懼，只是習慣了聽從……

　　　“也許我們總體上屬于自我崇拜或自信的一代。我們一下子就降生在一個相對寬容平和的世界。我們好像沒有覺出任何幸運。我們理應享受這塊‘天上掉下的餡餅’，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引進了西方國家的‘挫折教育’，旨在培養我們這代人的吃苦意識。為了讓我們接受這種教育法，老師們不得不以宣講活動的有趣性引來我們的目光。而現在我仿佛一下子領會到‘挫折教育’的全部內涵。”一位大學生說。

　　“如今，一場非典對我們也是一次洗禮，一次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它讓我有了片刻的超然，我開始珍惜周遭的一切，去掉了浮躁和眼高手低的壞毛病，并且學會了寬容和堅持。”小嵐說，“仿佛就在一夜之間我成熟了很多，我相信我的同齡人也一樣，我們會給自己的未來掌舵，用自己喜歡的顏色粉刷我們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