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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的承德，正沉浸在避暑山莊建成300周年的喜悅中，卻爆出了一起震驚國內外的“外八廟”監守自盜文物案。

　　“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荊門博物館監守自盜案，成為中國文博界第一案。”知情人如是說

　　本刊記者/吳佩霜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鐘道萬豪酒店，一場名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寶物”的拍賣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20多名香港、德國、法國及瑞士籍富商參預競拍，主持拍賣的是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

　　都是皇宮中的精品

　　49件拍賣品中，最名貴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萬美元(227.4萬港元)購得。

　　拍賣會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總售價為390萬港元。未成功拍賣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幾乎與此同時，國家文物總局收到了內地駐港某部門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賣會的大部分拍賣品帶有故宮編號，疑似故宮藏品。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編號。

　　如果是故宮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將非同小可，國家文物總局立即通知國家公安部，并聯同香港警方對拍賣品進行清查，結果發現：20余件文物確實標有“故字號”。

　　“最初，國家文物總局拿來了5個故宮編號，核對賬目后，發現有4件編號對應的文物已經在五六十年代調撥到承德外八廟，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還有1件也在同期調撥到山西某古寺。”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朱誠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據朱介紹，辛亥革命后，當時的政府將熱河(承德)行宮和盛京(沈陽)故宮的文物移至故宮，所有文物都編入“故字號”，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陳列所”。

　　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充實地方博物館，國家文物局先后從故宮博物院調撥近十萬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館。其中，對原屬承德避暑山莊及外八廟的部分文物進行了返還，并另加撥了原存故宮博物院的部分文物，總共多達5000多件(套)。

　　可以說，“全國省級(少許市)級博物館幾乎都有故宮博物院調撥的文物。”

　　“避暑山莊及外八廟是古代皇帝的行宮，因此調撥過去的文物都是皇宮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間文物，更加精美，價值也更高。”朱誠如說。

　　竊案疑點重重

　　隨著警方對作為文物流出地的承德外八廟進行調查，一條侵吞文物的“大鱷”終于浮出水面。

　　李海濤，承德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承德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擔任研究員。

　　“戴副眼睛，個子不高，看樣子挺老實憨厚。衣著很樸素，出入老騎著那輛破自行車。”文物局的同事稱，他靠進修拿了大專文憑，對文物鑒定，尤其是對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濤還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和“勞動模范”，并在擔任研究員期間，被評為副高職稱。

　　承德市公安局內部人士經過調查懷疑，李海濤早在10年前就開始監守自盜，經其手流出的文物超過百件，主要賣給了國內的文物走私販子和個人收藏家。

　　據悉，拘捕李海濤當晚，還在李家發現了未轉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盜竊文物庫房的藏品主要有兩條途徑：一個是仿制贗品，換出真品；另一個就是把沒有登記入賬的文物，私自帶出。”曾在承德市市委任職的一名官員透露，“該案件牽連甚廣，涉案人員約有三十人，包括承德市文物局官員、北京和錦州等地購買文物的人。”

　　承德外八廟的文物庫房設在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之廟”，“須彌福壽”是藏語“扎什倫布”的漢譯，即“吉祥的須彌”。此廟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占地面積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負責管理外八廟的文物庫房，其中一人負責記賬，是不允許進入庫房的。進入庫房要兩人以上，并由保衛科的人陪同。庫房外的木門和鐵門，鑰匙分別由兩個人掌握。庫房里有24小時的監控鏡頭。

　　作為文物庫房的“御座樓”是一棟兩層樓房，樓前兩個香爐，獨立的院落，朱紅的高墻。記者試著推最外層的木門，發現門從里面反鎖，院子里的狗聽到聲音，開始狂吠。院里的兩名保安聞聲而至，隔著門對來者進行查問。

　　他們告訴記者，24小時輪流有保安人員在文物庫房外看守，每班兩人加一條狗。

　　在看起來如此嚴密的看守下，李海濤涉嫌單獨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長年作案至今才被發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點重重，尚在偵破中，但承德市警方證實，去年佳士得拍賣會上的部分文物已經追回。

　　監守自盜家賊難防

　　對于外八廟的藏品數目，外八廟管理處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稱其不清楚具體數目，只知道外八廟共約有7000余件，文物庫房里大約有6000多件。而在其接手管理處的時候，也并未進行清查。

　　這名負責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過的《新文物保護法》，才要求新任負責人接手之時須辦理館藏文物移交手續，而舊文物法對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發現，之前未來得及對文物進行清查。”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朱誠如認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館的安全措施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竊非常困難，但是“家賊難防”。

　　近年來，我國屢屢發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證了這朱誠如的這一說法。

　　原荊門市博物館副館長王必勝和王傳富盜掘古墓、非法出售館藏文物案，原新疆博物館考古部副主任黃小江珍貴文物流失案……均是監守自盜。

　　有專家認為，館藏文物的流失，已經成為我國文物走私市場僅次于盜掘古墓的第二大來源。

　　而這些案件的案由雖各異，但其共同之處在于：時間跨度長。從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黃案甚至長達17年才被發現。

　　北京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學者認為，博物館的管理不規范，文物部門對館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經是普遍的現象。不僅上級文物主管部門對所屬博物館館藏情況不知其詳，一些地方博物館連自己有多少館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數量呢？

　　而造成這種后果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中國最好的博物館是故宮博物院，博物院目前存有百萬件(套)文物。國家投資3個億建立了地下庫房，溫度長年保持在14～17度之間，濕度保持在50%～55%之間，這樣的條件在國外也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其他的博物館就不那么幸運了，除了少數主要的博物館，國家對地方博物館的撥款并不充足，一件“無價之寶”可能就是當地博物館的一個負擔，既無法創造最好的條件去保管，也沒法采取嚴密的安全措施。

　　經費不足導致的另一個后果就是管理人員不足，尤其在某些縣市級博物館，管理相當混亂，博物館管賬和保管文物的就是同一個人。而文化部于1986頒布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明文規定：“管理藏品總登記賬的人員不得兼管藏品庫房。”

　　解放初，我國僅有21家博物館，現在已發展到超過2000家。數量的增加并沒有保證質量的提高，“比較好的是上海、河南、陜西、福建等省級的博物館，而一些縣市級博物館的館藏條件并不樂觀。”朱誠如稱。

　　而在一些偏遠地方出土的文物，其價值也許很高，但又不能把其都轉移到省級的博物館，因為文物界約定俗成的慣例是，當地出土的文物就歸當地博物館保存。

　　在利益的驅動下，又有如此高的隱蔽性，一些博物館的內部人員難免會鋌而走險，利用本身的資源，進行“創收”。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文博界同樣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

　　“一個令人痛心的數字是，90年代后被偷盜流失的文物，是以往任何年代文物流失之最。”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