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8日電 繼三位青年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的建議后，5月23日，又有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學家同樣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再次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說，他們提交的這份建議書，是在此前3位法學博士建議書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啟動特別調查程序的程序性要求，以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從而進入實質性法律操作層面。

　　此份建議提請人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沈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盛洪、蕭瀚，國家行政學院何海波，都是頗有學術造詣的法學界人士。在建議書中，他們著重論證了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的法理依據和法律思考。

　　他們認為，就以上相關問題組成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十分必要。其法律依據在于：

　　憲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并且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出相應的決議。”

　　孫志剛案引起全國民眾極大的關切，中央和廣東省領導亦給予了高度重視。當前，在聯合專案組的努力下，此案的調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目前該案的真相并未完全明朗，暫時的調查處理結論也存有許多疑點。公眾渴望更為獨立、公正、權威的調查程序和正義的處理結果。

　　尤為令人關注的是，孫志剛案并不是偶然的。由此引發了人們對收容遣送制度暴露出來的問題的反思。而啟動特定問題調查程序，把人們普遍關心的個案公正處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這兩個重大問題結合起來，將是對憲法貫徹實施的極大推動。同時，這也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切實保護人民權益的一項重大舉措。

　　對于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程序，他們提出具體建議：1987年11月24日頒布實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第2章“議案的提出和審議”中，規定了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事項。因此，可以根據該規則，提出和審議表決關于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議案。

　　關于調查委員會的組成，《議事規則》中未明確加以規定，五位學者認為可以參照1989年4月4日頒布實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47條的規定，調查委員會委員由全國人大代表擔任，調查委員會可以聘請專家參加調查工作。調查委員會的組成要遵循回避原則。

　　對有關國家機關調查處理孫志剛案的情況，可以在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辦結以后，調取案卷審查，發現疑點時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國家機關的匯報，并進行必要的詢問和質詢。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委員會視具體情形決定是否公布調查情況和材料。在調查結束以后，調查委員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調查結果，并向人民群眾公開。

　　而對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實施狀況和可能的改革方案，既可以要求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材料，也可以委托若干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專項研究。適時地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民以及專家的意見。

　　就在這份法學專家建議書發出之前，5月21日，在京的一批專家教授、知名學者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進行了研討。專家們的行動和觀點意在表明，對法律變革的推動，每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我國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說：“我對他們的行為非常贊賞和支持，他們合法地運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手段和武器，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是捍衛整個國家法律的尊嚴。”

　　江教授認為，公民要求司法救濟權利的呼聲越來越高了。而現在公民只能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提起行政訴訟，對于抽象行政行為違法問題還是解決不了，收容制度的審查就是一個抽象行政行為。如果沒有一個最終的司法救濟渠道，公民合法人身權利被侵犯后的救濟就會削弱。對于違憲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由人大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審查是一個層次，高一步上升到憲法委員會，更高一層涉及到憲法法院。

　　“從最低層次，到將來走向中層次，再走向更高層次，中國最終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江平教授說。(崔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