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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年初制定的宏觀調控計劃，中國今年新增就業量應在800萬左右，但以SARS影響中國GDP增長0.5到2個百分點來算，全年新增就業崗位將減少約130萬到530萬，也就是說，年初計劃新增就業量最多可能會有一半以上因為這場危機而損失掉

　　圍繞SARS危機對就業造成的沖擊，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公布失業新標準后，對此進行了研討。

　　專家的觀點是：SARS危機對短期就業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場危機最多有可能使今年預計的新增就業量減少一半，它觸痛了中國目前就業制度的薄弱之處；但從改革的角度看，這也提供了推進勞動力市場化的契機。

　　一半新增就業量可能化為烏有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蔡日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中國就業增長一個主要渠道是自主靈活就業，其主要部門是中小企業、非公有經濟和第三產業吸納就業，這些非單位就業或非正規的隱性就業，這兩年來已占到全部就業人數的38%。

　　非正規就業人群的構成，一是城鎮下崗者，二是廣泛的農民工。吸納這些非正規就業大軍的是交通、批發、零售、餐飲、社會服務等領域，過去幾年里，這些部門是中國就業增長的“獨一無二的源泉”。

　　而SARS影響的恰恰是這些部門。

　　許多地方的餐飲業、商貿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乃至金融保險業等都已經發生停業與裁員的現象。很多農民工不得不逃離城市返鄉。

　　蔡日方在北京和平里街道進行調查，發現了在基本上未因SARS影響而停工的建筑業和制造業領域，農民工離城返鄉的極少，其比例遠遠低于請假的城市職工。而在大量因SARS停業的批發零售和社會服務業領域，農民工不得不大批量地離京返鄉。

　　按照年初制定的宏觀調控計劃，中國今年新增就業量應在800萬左右。據蔡日方的綜合測算，按SARS影響中國GDP增長0.5到2個百分點來算，全年新增就業崗位將減少約130萬到530萬。也就是說，計劃新增就業量最多會有一半以上因為這場危機而損失掉。

　　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鄭功成教授指出，整體而言，SARS危機減少的只是就業時間而并非就業崗位，在危機過后，經濟會有一個恢復性的增長，并很快帶來就業復蘇。

　　鄭功成認為，針對目前因SARS導致的失業率上升情形，政府應當在全面落實國家已有的促進就業政策的同時，進一步運用財政稅收政策來推動就業增長，包括開展公共設施建設、補貼公共服務業的發展、將SARS視為自然災害減免疫情嚴重的單位的稅收等等，均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

　　他認為，如果國家財政因SARS導致增支減收而難以承受，可以發行一部分特種國債，將這一不確定的災害所帶來的后果在2～3年內消化，同時還可以像1998年那樣，擴大彩票的發行規模，以籌集更多的資金用于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業等。

　　失業新定義鼓勵自主就業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近公布了失業人員的新標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新標準將失業人員定義為：在法定勞動年齡內，有工作能力，無業且要求就業而未能就業的人員。

　　按照新標準，“就業人員”指男16～60歲、女16～55歲的法定勞動年齡內，從事一定的社會經濟活動，并取得合法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員。其中勞動報酬達到和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為充分就業；勞動時間少于法定工作時間，且勞動報酬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本人愿意從事更多工作的，為“不充分就業”。

　　蔡指出，盡管中國勞動部門調整失業定義是一件計劃中的事，但它對于抵擋SARS帶來的就業沖擊卻有著現實的作用。

　　作為就業增長主體的隱性就業人群中，無論是城鎮下崗職工還是外來民工，其共同特征一是不穩定，二是收入低就業不充分，三是社會保障沒有包容到他們。他們都不愿向政府說出自己的真實就業情況，政府很難使這方面的信息明朗化。

　　然而，新政策傳達的信息是：你有就業，但收入達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線，說出來后，政府仍然承認你失業，你還可享受低保和失業待遇。

　　這種措施一方面使人們的就業狀況明朗化，一方面鼓勵了積極尋求靈活就業。“國家的意思很明確，既要保護人們自主就業的積極性，也要保證人們的收入。”蔡日方說。

　　再給戶籍改革一次機會

　　蔡日方還指出，城鄉醫療保障和勞動力市場的非統一性，在危機這個顯微鏡下被迅速放大。因此，SARS危機應當成為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由此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契機。

　　中國新的失業定義使農民工進入失業保障成為可能。但蔡日方認為，理論上說，完全的高度流動的人群，是很難被納入到一個城市的最低保障體系的，今后當然要朝這個方向變，但當前最重要的是能否讓這群人在城市里穩定下來，成為這個城市的永久居民。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所副所長楊宜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SARS危機和失業新定義的出臺，應當是中國推行勞動就業保障屬地化管理的契機。

　　但他擔心說，由于新定義沒有做出詳細明確的規定，各地政府在操作上會有很大的彈性，尤其在涉及到外來人口和農民工的管理和失業保障上，一定時期內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地政府的自覺性。

　　在楊宜勇看來，在現行財政體制下，很難想象城市政府會主動自覺承擔外來工的失業保障，地方與地方之間圍繞勞動力市場管理的扯皮現象難于避免。

　　一部分認同這種觀點的專家認為：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想法并不現實，把農民納入到社保體系來，惟一的辦法是把農民變成非農民，當農民變成少數時，保障問題就好解決了。

　　事實上，進城農民工的失業率非常低，由于他們對工資要求低，理論上講沒有失業。但基本保障的缺乏，使他們在危機來臨和失去工作時，只能選擇逃離，從而造成疫情的擴散蔓延。

　　盡管從理論上講，農村是沒有失業的，但中國農民人均收入的過低和普遍的就業不足，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人均GDP的提高，必須先把農民收入提上來。所以學者們認為，在總結和應對SARS危機的同時，政府應進一步加快戶籍改革。

　　“這是我們奔向全面小康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不妨把SARS危機視為一次檢討和反省的契機。”蔡日方說。(作者：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