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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住證殺人

　　電影《鋼琴家》里那個才華橫溢的鋼琴家的悲劇，是從戴上了一只象征猶太人的藍星袖標開始的，而一位名叫孫志剛的青年，則因沒有暫住證，慘死廣州

　　如果沒有非典這件事，一位名叫孫志剛的青年的死，恐怕要成為時下關注度最高的社會新聞之一了。

　　簡單的背景是，孫志剛沒有暫住證，被廣州警方查出，結果，在收容期里莫名而死。后續的新聞是，警方允諾賠償2000元，家屬不干，要追究個水落石出。順帶說一句，我不喜歡有些媒體的標題：“大學畢業生慘死派出所”——我想，即便是乞丐、犯罪嫌疑人，也沒有隨便被弄死的道理。

　　有個網友名字特別，叫“憎恨劣警”。不知道他受過什么傷害，以至于起了這么個名字出氣，現在，孫志剛的死，恐怕又可以為他的憎恨添加新的內容了。

　　你可以說只要是劣警，他怎么都會殺人；而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暫住證制度，起碼他可以少一個殺人的借口。其實，除了孫的遭遇外，在坊間廣為流傳的暫住證與劣警的故事我已經聽得太多。所以，我把文章的矛頭指向暫住證，而不是劣警，是一種制度，而不是某個人。

　　關于暫住證，非議不少。我體會，這東西的毛病主要有兩點：一是部分地剝奪了人的遷徙權，而遷徙權被公認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二是以地緣為理由，把人客觀上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階層歧視。而事實上，這種地緣因素上的人群分類和血緣因素上的人群分類一樣沒有道理。突然想起電影《鋼琴家》的一個鏡頭：那個才華橫溢的鋼琴家的悲劇，就是從戴上了一只象征猶太人的藍星袖標開始的。

　　拋開暫住證，聯想一下所有的證件，以及一切象征身份的標識物，我們可能過多地理解了它們的積極作用，而忽視了它們作為一種區別人群和組織社會的負面作用。我想，所謂的證件式管理實質上是一種消極管理，它不僅緣起于人群類別化的歧視觀念，而且是組織管理能力低下和缺乏自信的表現。所以，這種管理只能是在最低限度內使用，并且越少越好，將將夠用最好。

　　而目前的情況是，證件式管理正在被無限地發揚光大，其結果是，人群歧視越來越嚴重，人的自由空間感和權利意志被日益擠壓——如果我的身份證還足以證明我的法律身份的話，那么，暫住證使我僅僅覺得我在某一地可以從容活動；接著，出入證又把我限制在許多禁區之外；連車證也告訴我，我的車和我一樣，身邊到處是雷池。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每一個證件都賦予了一部分人以特別的權力，而類似的權力資源又可無限擴大，這樣，權力擁有者就可以假這種莫名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并濫用權力，傷害他人。孫志剛之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從反對證件式管理的角度講，我們有理由繼續關注此案，并堅決地支持孫志剛的家屬將此事追究到底。我認為，我們的態度要像對待非典病毒一樣，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不是我好事，而是如果不全勝，下一個死去的沒準就是我們自己。(作者：滕云)

　　媒體與社會責任

　　在這場非典危機中，由于媒體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充當了一個積極的第三者作用，使政府、百姓、媒體之間，形成了我們期盼已久的健康關系

　　“非典”期間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北京出現的搶購風波。為此我在自己所供職的媒體上撰寫社評。說實在話，作為一個媒體評論員，能找到這樣一個讓自己的良心和外在的尺度都熨帖的題目，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個題目的可貴，在于它的可言說性。以搶購之事而論，疫情信息公開之后，百姓出于最初的恐慌而有了超出實際需求的搶購；而面對難題，政府積極組織貨源、及時補貨，以正面的供求信息平抑市場，而沒有采取諸如限量購買等傳統手段；百姓則正確解讀了市場信號而與政府的承諾之間取得了默契，迅速恢復平常心態，沒有倒向真正的瘋狂。

　　這樣一個政府與公眾之間良性互動的典型過程，對于媒體評論員而言，如果我的立場和行動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體的態度，那么百姓與政府的互動之中就又有了第三者，政府、百姓、媒體之間，形成了我們期盼已久的健康關系。

　　這場疫情實在是災難，而這場災難的后果，到現在還沒有充分顯露，露出來的，反倒是一些好處。媒體或沙龍里的輿論，已經把非典疫情說成了重要的轉折。對于這一轉折的深刻含義，我沒有能力與學問家們唱和，而我體會到的，是政府與媒體之間關系的變化：由疫情初起時媒體沉默，到后來的“一律發新華社通稿”，再到最終的自主報道，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差不多完成了媒體期盼了多少年的新聞改革的全過程。

　　政府的實話實說，媒體的如實報道，讓老百姓對媒體和政府建立了信任。

　　而正是這種信任，讓整個社會在疫情蔓延的危局下，還能穩住陣腳。整個抗擊疫情的過程可以視作一場放大了的搶購風波，由于政府、百姓、媒體之間急就而成的互信關系，終于沒有滑向因互不信任而導致失控局面。

　　就常態而言，政府、百姓、媒體之間的互動，是一個典型的“多次博弈”的過程，沒有長期的相互摸底，就沒辦法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典疫情的突襲，使整個社會進入非典型狀態，各種關系也以非典型的方式得到調適，政府、百姓、媒體間的互信關系，也得以急就而成。

　　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所表現出的理性的、自覺的社會責任感，讓身為媒體人的我，都有些感動——于危機之中得到更多自主權的媒體，并沒有因為管束放松而胡言亂語；百姓也沒有受媒體蠱惑而限于混亂，這一切都讓人有意外驚喜。

　　其實沒什么意外，事情本該如此。是“非典”的到來，為一種已經孕育成功的新的社會關系完成了催生的過程。就這一點而言，我同意“非典”是危機也是契機的說法。(作者：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