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于8月4日晚9時回到北京，當火車駛入車站時，我看到站在暗淡燈光下的媽媽。我們上了小轎車，一路上，我興致勃勃地向媽媽敘述我在上海的情況，讓她分享我的喜悅。可是，我感到我的話很少得到回應。我覺察到媽媽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發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復會后有什么變故？我心里隱隱地出現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回到家，我和媽媽、陳明叔叔一起走進客廳。媽媽坐在我對面，神情略顯困頓，凝神的目光顯示出她在掂量如何開始同我的談話。這氣氛令人難耐。

　　終于媽媽先開了口，她語氣沉重地說：“祖林！告訴你，我的問題又有了大的反復。這些天，天天在開斗爭我的會。”盡管我已有一點不祥的預感，但這幾句話仍有如晴空霹靂。我驚呆了，想說卻說不出話來，思想似乎都凝滯了。

　　媽媽繼續說：“我已經在會上做了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檢討。但是被斥為‘態度不老實’，說我的態度是‘欺黨太甚’，‘欺人太甚’。我是處在被斗爭的地位，事實上現在是棍棒齊下，責罵、諷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會上把對我的不滿發泄無余。”我聽著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直壓得透不過氣來。

　　媽媽轉而向我：“現在談談你吧！你是共產黨員，應該相信黨，同黨站在一起。應該認識到媽媽是在反黨。”她用極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說出了這幾句話。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錯誤，說出與黨不一致的話來。

　　她又說：“你也可以相信我，你這次回來以后，我向你說的一切，都是真話。”她克制著自己，但悲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夜氣如磐，令人窒息。我幾乎徹夜未眠，思緒有如波濤，起伏翻騰不已。

　　我屬于政治上早熟的這一類人，也就是較早地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在未滿17歲時入黨。這是從小在革命隊伍中成長，接受黨的教育的結果，也是家庭影響的結果。我也較早地接觸到政治運動，在延安參加整風審干運動，我的同學中有70多人先后被“搶救”成了“特務”。后來，全部平反了。由此，我體驗到了政治運動中也有搞錯人，冤屈人的事情，初步認識到，凡事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且也應該獨立思考。

　　8月5日下午，作協黨總支通知我去談話。我步入王府井大街64號全國文聯作協大樓，就見赫赫十幾張大字報貼滿了門廳周圍的墻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黨分子”頭銜，樓梯兩側也無一例外地貼滿了這樣的大字報。我頓時感受到這場斗爭的氣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識大字報這種形式，我真正地為媽媽的處境擔憂了。

　　在總支書記辦公室里，總支書記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同他的辦公桌拼攏的另一張桌前坐著一位三十幾歲的女同志，面前放著一疊紙和一支筆，看來是打算做記錄。黎辛首先概要地說了1955年作協黨組所定“丁、陳反黨小集團”的主要事實，肯定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然后說了媽媽在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說了兩點：“一，希望你相信黨，相信黨對你母親開展的斗爭是正確的，站在黨的立場一邊；二，現在黨還在挽救她，通過斗爭來挽救她，希望你同黨一起來挽救她。”我向她表示：“我相信黨，愿意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認識她的問題。”我只能做出這樣的表示，沒有別的選擇。

　　這時，女同志發話了，她說：“你剛才表示愿意同黨站在一起，那么你對你母親的反黨言論與行為有什么要揭發的？”

　　我說：“我去蘇聯學習4年，出國前在東北，也只是學校放假時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對她工作方面的情況不了解。”

　　回到家，我向媽媽說了方才談話的情況。這時，媽媽說：“我看你還是提前回蘇聯學校去吧！你呆在這里，只會一步步地被牽進去。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會尋短見的。”她的語氣中透出些許急切。

　　我改變了留在北京陪伴媽媽一些時日的打算，決定提前返回蘇聯，就把車票的日期改訂為8月11日。

　　這天下午，媽媽去作協參加黨組擴大會。直到吃晚飯時，媽媽才回來。她進門后，只說了一句：“頭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媽媽告訴我：“劉白羽要見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點到他的辦公室去。”這時的作家協會，邵荃麟是黨組書記，劉白羽是黨組副書記。

　　7日上午，我準時走進了劉白羽的辦公室。

　　劉白羽說的大意是：你母親1933年5月，因馮達叛變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幾個月對敵人是作過斗爭的，但后來屈服了。她向敵人寫了一個書面的東西，她交待是一個條子，內容是：“因誤會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不在于是條子還是自首書，問題在內容，僅從這個內容來看就是自首變節行為。

　　劉白羽最后說：“考慮到你可能不知道這些情況，所以找你來談談，希望你同黨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親是胡也頻烈士，對于你的父親，我們都是很敬仰的。”他談了大約一個多鐘頭，我注意地聽著，心中駭然。

　　回來后，我走進家門，步入客廳，沉重地坐落在沙發上。這三日，噩夢般的事情接踵而來，我的思想接連不斷地處于驚疑交集的狀況，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極度的疲憊，正想暫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會兒，不料郵差送來報紙。我隨手翻開《人民日報》，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標題：“文藝界反右派斗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三天以來的感受，不能說我對此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但是，當它來到我面前時，我仍感到震驚，心不停地在顫栗。

　　很快媽媽也看見了報紙。她有些慌亂，一邊用手揩拭著流淌著的眼淚，一邊開口想說什么，但泣不成聲。待媽媽稍稍平息了激動的情緒，我向她說了劉白羽談的一些內容。

　　媽媽說：“我要向你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情況，我以前都向組織談過。在延安時我是這樣說的，中宣部專門小組審查這段歷史時，也是這樣說的。專門小組的調查結論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錯誤’。我對這個結論提出保留意見。現在他們沒有拿出新的根據，反而加重說我‘自首變節’，并且在報紙上公布，這我又有什么辦法……寫那張條子是徐恩曾通過馮達之口告訴我，說他們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煩，社會輿論抗議，外國人也不滿，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國人的治外法權，說如果我寫一個書面的東西，表示是因誤會被捕，愿歸隱養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讓我回湖南，我總會找到黨組織，繼續革命的。于是我寫了一個條子，但他們食言，我罵他們不講信用，他們也不理睬，囚禁依舊。”

　　她說：“你可以相信你的母親，相信你母親這個老共產黨員。你也是共產黨員，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斷。”媽媽還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向我講了她在囚禁中，曾自盡明志，以死證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證明對黨的忠貞的情節。我聽來心里非常地難受，眼淚一陣陣奪眶而出。

　　下午，媽媽從作協開會回來后，又同我談了回蘇聯去的問題。她說：“你還是改乘飛機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會看到今天的《人民日報》。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況都不知道，要是說出什么同黨不一致的話來如何是好，這至少會影響她預備黨員轉正的。”

　　我說：“若改乘飛機，要花好大一筆錢啊！我乘火車走，是無須媽媽花錢的，我在列寧格勒已買了雙程往返的車票。”媽媽說：“現在這情況，不要考慮錢的問題。”

　　11日，天剛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媽媽臥室的燈也亮了。不一會，司機老王來了。

　　還在我吃早餐的時候，媽媽就一直無言地坐在客廳里的一只單人沙發上。我希望自己在這離別的時刻表現得堅強一些。我極力克制著心里的悲傷，走到媽媽跟前說：“媽媽！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媽媽雙手撐著沙發的扶手，卻沒能站起來。我一只腿跪了下去，頭伏在媽媽的懷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眼淚傾注而下，嗚嗚地哭了起來。過了好一會，我抬起頭來，見媽媽臉上流淌著一行行的眼淚。媽媽松開了雙臂，我趁勢把她扶了起來。媽媽剛一站定，就撲向我，緊緊地擁抱著我，好像一松開就會永遠失去似的。媽媽泣不成聲地，斷斷續續地喊著：“兒子！我的兒子！”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媽媽終于松開了緊緊地擁抱著我的雙臂。我說聲：“媽媽！我走了。我愛你，為了我，為了我們，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在臨出大門前，我回過頭來最后地望了媽媽一眼，見她無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廳的門框上，悲哀地目送著我的離去。

　　(來源：《中華文摘》2003年5月號，原摘編自《左右說丁玲》，文／蔣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