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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走向共和》正在熱播，和以往一樣，一部歷史劇必然會在觀眾和歷史學家中引起熱烈的爭論。電視劇表現(xiàn)的是歷史真實嗎？它會誤導人們理解歷史嗎？它有闡釋歷史的義務嗎？

　　青年歷史學者、《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的作者姜鳴曾經寫過一本書，書名叫《被調整的目光》。套他的這個書名，來看今天關于電視劇《走向共和》的爭論，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什么是歷史？是寫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在小說和影視劇中演繹的，還是在老百姓中流傳的、“公認”的才算歷史？歷史是發(fā)生在過去時間里的事實，但在今天，不同的人看同樣一段歷史，目光卻會發(fā)生不同的調整，因為在不同人的腦海里，已經對歷史有了不同的“調整”。

　　“翻案”李鴻章

　　史學界20年前即有定論

　　“沒有想到中國的近代史曾經如此地豐富和波瀾壯闊，”40歲的陳先生是北京某IT公司的主管，自從“五一”偶然看到了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xù)劇《走向共和》，很少看電視的他便每天堅守在電視機前，一集不落，看的時候連話都不跟老婆說。陳先生自認“以前對歷史也不太懂”，但是對歷史劇《走向共和》卻有很高的粘著度，在他看來“這部劇可信，人物不那么干癟，豐富，多樣化，像是那么回事。”他覺得用這種方式寫歷史，寫一個變革的年代，給人很多思考。

　　59集電視連續(xù)劇《走向共和》，由中央電視臺投資4000多萬、從籌備到拍攝歷時4年，4月12日起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播出。該劇取材于中國1894年至1924年這段歷史，這是一段“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的歷史，也是中國近代史中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最全面、最深刻、最劇烈的轉型時期。圍繞著“找出路”、“建立共和制度”這一主線，劇組的創(chuàng)作人員試圖通過那些重要的歷史人物來“還原歷史”。

　　節(jié)目播出后，收視率雖然并不如《雍正王朝》高，但卻基本穩(wěn)定。而在這個收視群體中引發(fā)的激烈爭論，也是主創(chuàng)方沒有想到的。

　　盛和煜是這部電視劇的兩個編劇之一，他編寫了該劇的前23集劇本，完成了對李鴻章、慈禧兩個人物的形象定位和塑造。后因劇組無法忍受他對劇本太“精雕細琢”使進度過慢，便又請了對晚清有較深研究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建偉掌寫該劇的后26集。

　　在《走向共和》播出后，盛和煜每天都會接到不同媒體打給他的問詢電話，觀眾中關于劇中人物該如何定位的議論更是不絕于耳，“大家爭論最多的還是李鴻章和慈禧，說什么的都有，從罵的到非常贊賞的都有。”盛先生說自己像個祥林嫂似的一遍一遍地重復他是如何塑造這兩個人物的。

　　電視劇《走向共和》中的李鴻章一反往昔歷史教科書中描述的昏庸無能、賣國求榮的漢奸嘴臉，成了高瞻遠矚、一心為公、忍辱負重的“大清國裱糊匠”。電視劇中的慈禧，也與往昔陰狠毒辣的惡婆形象大不一樣，她是個出色的政治家，也是個女人，有時還是個慈祥的老太太。正是這樣的描寫，惹惱了許多觀眾。

　　有網友這樣寫道：“李鴻章作為清朝末期的國家第一重臣，在中國外交路線和軍事路線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投降主義的政策方針，最后造成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連受挫敗，從此，中國因為李鴻章的一系列錯誤而國力大衰，使得中國外受西方列強欺凌和內激各地民變……李鴻章的功過是非評價問題，本身并不是一個復雜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的國力強衰，一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是否完整，就是衡量當時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的兩個根本標準。這就是說，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罪人之一！”

　　然而對李鴻章的功過評價，在史學界卻已經不是什么爭論焦點了。正像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數(shù)位歷史學家所一致指出的，在20年前，中國的史學家們對于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和李鴻章是不是“賣國賊”，早就有了比較一致的定論。也就是說，所謂“給李鴻章翻案”決不是編劇盛和煜在該劇中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政治史(晚清史)研究室主任姜濤介紹說：1978年，他第一次在海外的媒體上看到稱贊李鴻章的觀點，當時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先是對左宗棠的評價開始高起來，史學界開始給一些清朝的封疆大吏“翻案”，首先是左宗棠，然后曾國藩和李鴻章，開始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中國社科院的歷史學家雷頤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感嘆：從學術研究來說，實際上學術界從1979年底、1980年初就已經對洋務運動和李鴻章提出新的看法，20年后，這已經是平常的觀點。但是很奇怪，這種觀點一直沒有擴展到學術界之外。學術界老生常談的觀點，在播出后居然還引起不小的議論，猶如1979年的學術界。學術界的成果需要20年才能轉化，也實在太艱難了！

　　千萬不要把電視劇當歷史

　　盡管歷史學家們對《走向共和》中李鴻章、慈禧等的刻畫大致是認同的，但是他們卻堅持認為：切不可把這樣的電視劇當成歷史。

　　姜濤認為：中國老百姓往往會把歷史劇當歷史看。這樣的想法不無道理，“《走向共和》在宣傳上說的就是‘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片子中的片頭和片尾，都出現(xiàn)一些黑白的貌似歷史的鏡頭，這會讓人相信這就是歷史”。他說他很想告訴觀眾，“千萬不要把它當歷史，文學作品永遠是文學作品”，“如果你以為它是歷史，那就是它的成功。”

　　作為研究太平天國的專家，姜濤參加過電視劇《太平天國》的審片。“當時我們也只能大致地把握一下有沒有根本的方向性錯誤，對于史實的東西我們也根本沒法說些什么。那整個是編出來的嘛！開始我們看這樣的歷史劇，還會義憤填膺，后來我覺得基本就是兩個方面對就行了，也就是說，宏觀上，大的歷史背景都吻合，微觀上，具體的行為處事，生活場景也不能失真，至于‘中觀’的，那就隨便編好了。”

　　但是姜鳴卻沒有姜濤這樣寬容。也許，正是因為姜鳴的身份，他白天是證券公司的老總，晚上是一個研究晚清史的學者，所以他比職業(yè)的歷史學者更不能忍受歷史劇中的失真。“如果細節(jié)全是偽細節(jié)，那你怎么能談再現(xiàn)歷史？如果對一個懂歷史的人來說，每十幾分鐘就看出一個破綻來，對這個劇來說，就太可惜了！”

　　“我不反對歷史劇可以有虛構。但是我認為什么時候才能有虛構？就是歷史中實在有不清楚的地方，情節(jié)中少了這塊東西就下不去，這時可以。但是歷史中實際發(fā)生的事往往比虛構的要精彩。比如翁同和被光緒罷免那一場。劇中是讓一個太監(jiān)出來宣讀詔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大群官員跪在那里聽旨，這種套路式的虛構一點不好啊！實際的情景是，那天翁去上朝，在召見軍機大臣時，太監(jiān)走過來說，你不要進去了。別的大臣就進去了。翁就預感到要出事了。他一個人坐在那兒，天在下雨，這些細節(jié)都寫在了翁的日記里。在這種6月份的雨水里，你不是可以完全表現(xiàn)出翁焦慮的心態(tài)嗎？”

　　“反正我不敢這樣去虛構。因為我所研究的對象，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所謂虛構，就是拿我們這樣一些寫作者的智商去揣想前人是怎么處理這些事情的，這個水平充其量是我們自己的水平。”姜鳴先生弄不懂為什么編劇不照原來很好的歷史細節(jié)去寫，卻要按一種他自己的感覺和想象出來的方式去憑空虛構，“這就代表你的水平就那么低嘛。”

　　然而盛和煜對這個問題態(tài)度卻很坦然。他說他也沒認為自己寫的就是真實的歷史，只要有歷史真實感覺就行，劇中會有很多編者主觀情感和審美取向的東西，“我只是追求一種歷史的真實感覺，觀眾看了，覺得‘是這么回事’，那么作為藝術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地完成了我的任務。”他認為藝術創(chuàng)作肯定有虛構，在尊重大的歷史真實的前提下，細節(jié)人物需要靠虛構來支持。

　　“如果你把大家都知道的、很枯燥的細節(jié)再演繹一遍，沒人會來看的，也不會有今天電視劇火爆的局面；而且我覺得我筆下的那些人物在當時就應該那樣去活動，歷史上李鴻章、慈禧他們應該就是我筆下的樣子——那樣更具備一些藝術價值。”盛和煜的解釋很職業(yè)。

　　“文學戰(zhàn)勝了歷史”？

　　“我想說現(xiàn)在電視里所謂的‘正說歷史’，實際上還是‘戲說’；他們說的‘戲說’，那簡直就是‘胡說’；如果說拍的是文獻或歷史紀錄片，那才是‘正說’。但是文學有它的魅力，它可以虛構，可史學必須求真務實。史學是不可能戰(zhàn)勝文學的。”中國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研究員姜濤說。

　　而《走向共和》的編劇盛和煜說：“他們(歷史學家)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我都看過，我閱讀的史料有三四米高，國內最權威的東西都基本收集到了，還有《劍橋晚清史》、《劍橋民國史》等等。我從來不和歷史學家本人打交道。要說明的第一點是，我尊重了他們的著作，我知道他們的觀點是什么；第二，我是一個藝術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寫的東西，要藝術地去看。我說我沒有狂妄到‘還歷史本來面目’，也是這個意思。”

　　“如果說‘文學戰(zhàn)勝了歷史’，這是對我的褒獎，”說到歷史學家的“落寞”，盛笑道：“可能他們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歷史研究比不上我這個半路出家的一部電視劇的影響。”

　　“一部歷史題材的電視劇會有如此大的影響，這對我們搞歷史的來說是一個打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歷史學家半開玩笑地說。“其實如果一部電視劇都是戲說的那種，倒也沒什么，就怕他說‘還歷史本來面目’——人們對歷史的印象都從這里來的！這種貌似歷史的東西，很麻煩，結果就是大家都當真認為那就是歷史”。

　　“當年有《甲午風云》、《林則徐》那樣的電影，我們有時看，感覺真是沒法說啊——歷史上怎么會有這樣的人呢？結果大家卻當真了，認為那就是歷史。所以文學家們愛怎么弄，那是他們的事，我不管。他們有影響，那也沒辦法。我們只有慢慢做自己的事。”

　　“三米高的書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是很矮的，”姜鳴說。他向記者解釋，一個史學家是怎么樣工作的。

　　“比如我們要證實袁世凱向慈禧告密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么慈禧回北京的日期就成為關鍵。她到底是聽了告密臨時趕回北京的，還是早就定了那個日子回京？如果日子是十幾天前就定好的，就可以大致否定告密這件事。最后史學家是從清宮內務府的檔案中來查這件事，也就是，那里存有慈禧看戲的戲單子。從戲單子上看，在她回京前十天，就已經通知戲班子她要回去，把她回去要看的戲安排好了。也就是說，小小的戲單子，也許會解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這也是我們的史學家工作的一種方法。”

　　用姜鳴的一位歷史學家朋友的話說：“我們會一步步地慢慢積累，可能會用十幾年幾十年，每一步都要扎實，有證據(jù)。但文學界不同，他們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說這個人是好人啊，該翻案啊，那么就寫起來，如果沒有證據(jù)，就開始編唄。”

　　姜濤教授說，他完成兩本學術著作，計65萬字，用了13年時間，他說這兩本書只能回答他導師提出的兩個問題。相比之下，《走向共和》的編劇們閱讀史料，并創(chuàng)作一百余萬字的《走向共和》劇本，歷時四年。

　　史學界的革命

　　在采訪中，歷史學家們都說，他們從來不看歷史劇。因為他們“從來不把歷史劇當成歷史”，以他們多年孜孜以求苦苦探索的工作方式，似乎他們也有這種孤傲的理由。

　　然而，如果我們再往深里去問，歷史學家研究出來的東西，就絕對是真實的嗎？盛和煜就說：“誰也不能保證歷史學家的東西就是真實的歷史；哪怕最權威的政治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他也不能說這就是真實的。”

　　對于“歷史真實”，姜鳴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再現(xiàn)一個場景，但是歷史場景是永遠不可能完全復原的。我們做的工作，就像是一個鏡子在打碎了以后，碎片灑落在滿地，我們在那里拼這個鏡子。拼到一定程度，就覺得這個鏡子可以照人了。這個東西是不是真實的，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那么點意思了。可能留下來的空間，就是讓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去想象了。”

　　而姜鳴的那位歷史學家朋友在接受采訪時，對“歷史真實”講述得更加直接簡明：真實加上真實，可以變成虛假。這就是說，你找到的材料都是真實的，這里挑一點，那里挑一點，事都是真的，但加在一起，對整個事物的描述就是假的。其實這和你們搞新聞不是一樣的？所以說要還歷史本來面目，麻煩就在這。

　　“從這部劇中，好像我們可以以人的好壞程度大致做這樣的排列：最好的是孫中山，以下袁世凱、李鴻章、慈禧。其實這個歷史觀是錯誤的，還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個人身上。近十來年，史學界已發(fā)生很大變化，對歷史的研究也不再是只注重個人，特別是個人的道德好壞，尤其是領導人的道德好壞。一個人的好壞對一個國家不會有那么大作用，因為人是生活在體制里的，這里不光是這個人因素，還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要把這些都結合在一起，才能對這個社會真正了解。”

　　“現(xiàn)在史學界有一批年輕人，觀念已經不一樣了，不再認為一個好人就可以推動社會，一個壞人就可以毀滅社會。從西方的史學界來說，這種以好人壞人評判歷史的觀念早就過時了。史學家們更注重研究的不是大人物、領導人的歷史，而是普通人的歷史，社會史、經濟史等等。當然，這樣的研究難度也非常大。”

　　姜濤教授向記者介紹了法國蒙塔尤小山村的故事。這個小山村的出名，是由于法國歷史學家對它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研究，研究的是這個小鎮(zhèn)13世紀末到14世紀初的社會史，通過這種研究，折射出當時法國社會的歷史狀況。結果，這本學術著作成了暢銷書，這個小鎮(zhèn)也成了旅游勝地。“這對我們也是非常大的啟發(fā)，我現(xiàn)在也開始試著把自己的東西寫得活潑一點、易讀一點，學習他們的一些通用的文字寫法和格式”。

　　畢竟，史學界與文學界面對的受眾不同，方法不同，功能不同，影響也不同。如果說，20年前史學界的成果，是今天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成功基礎，那么史學界與文學界到今天為什么要彼此不服氣？既然文學界可以吸收史學界的成果，史學界是否也可以借鑒一些文學界的方法，讓史學專家們的心血結晶為更多的人了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丁塵馨 黃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