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以《野火集》蜚聲華人世界的作家龍應臺，三年前出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在政治叢林中馳騁了三年零三個月零三天，而今已五十一歲的龍應臺全身退出政壇。卸任后的她將做些什么?近日臺北媒體采訪了龍應臺，聽她暢談官場體驗與未來人生規劃。

　　立功比立言更難

　　“我以前是立言者，認為立言是天下第一等重要的事情，這三年的官場經歷讓我知道了立功要比立言困難十倍、百倍。”龍應臺一如她直爽的性格，開門見山地談了她的官場感受。

　　三年前，臺北市長馬英九前往德國法蘭克福力邀龍應臺出任文化局長，馬英九認為龍應臺常年旅居歐洲，并在歐洲各國發表評論，是少數能表達華人意見的論述者，希望借助龍應臺的國際觀點打造臺北，使之躋身國際文化都市。令同行出乎意料的是，龍應臺竟然答應下來。“老實說，當時太天真，不知道立功比立言難上百倍。”

　　龍應臺確實想得太簡單了。面對政治領域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既對文化產業缺乏應有的認識和了解，又沒有經營管理城市經驗與經歷，這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讓龍應臺等于是在荒蠻中披荊斬棘。三年中她從早忙到晚，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身心極其疲憊與艱辛，對她的體力挑戰到達了極限。

　　那么，龍應臺對當初的選擇后悔了嗎?

　　“有人會問我，當時市長把這些困難全告訴我，我是不是就不來了?恐怕也不見得。有些過程是非過不可。而很大程度上是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好奇心。”龍應臺認為，知識分子應該進入體制，進入權力機構，否則無法從內部去改革體制。但知識分子一旦進入了體制，就停止了他本來的“知識分子”身份。她很清楚創作和做事是兩回事，而后者更富有挑戰性。

　　市長官邸對外開放

　　龍應臺在這三年里確實做了不少事。她剛上任，首先建立以市民為中心的理念。文化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緊緊圍繞著市民。她告訴同仁：我們負責的對象不是市長，我們更不是市長的宣傳機構，文化局堅持提市民的文化權力如何被照顧。在龍應臺的帶動下，他們提出了“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號，把藝術精品帶到廣場、帶到公園，讓那些一輩子都不會買票進音樂廳的市民和孩子去看表演，讓藝術進入底層的市民生活圈里。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四天后，臺北市文化局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了一場交響音樂會，那天演出結束后，所有的人是含著眼淚離開的。龍應臺說：“音樂在那天晚上扮演的就是治療人們心靈傷痕的角色，這就是文化的重要。”

　　文化正日益走進每一個市民。龍應臺說：“我要把文化從邊緣帶到核心。”原本大門深鎖的市長官邸對外開放了，現在市民已經很習慣去那里聽一場詩歌朗誦會，在美好的庭院里喝一杯清茶。短短三年之間，總共有二十個類似的政府機構對市民開放。

　　讓臺北深層的文化魅力一個個放出光芒是龍應臺一直追尋的目標，在她的籌劃下，臺北的文化景觀真的變了。從官邸藝文沙龍、當代藝術館、國際藝術村、紅樓劇場、臺北之家，到開放錢穆故居、林語堂故居，甚至把嚴家淦故居、蔣中正宋美齡故居都變成法定古鎮。再從臺北國際詩歌節、傳統藝術節，到臺北音樂季、兒童藝術節，每一個場所、每一次活動都蘊含著臺北人原有的歷史記憶和對未來的熱切憧憬。難怪市長馬英九說：“人們原本擔心她太‘國際’，三年后卻發現，她的努力全都根植于臺北這片本土上。”

　　毀壞樹木工程堅決反對

　　龍應臺還為臺北市掀起一場“全民綠色革命”。過去市府規定，凡是新建道路、新建樓房有“擋道”的樹木，公務單位或民間開發商有直接砍伐的權利。龍應臺看到，在都市日益更新的今天，樹木被砍、綠色漸少，十分心疼。在她的倡議下，經過文化局同仁的努力，“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終于在去年底獲得市議會審議通過，凡是樹胸直徑零點八公尺以上、樹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府保護的樹木。

　　所有工程若以毀壞樹木作為代價，龍應臺一定堅決反對，并下令增加預算、重新設計。這就是龍應臺做事的風格，她認為對的、應當做的，她會義無反顧地堅持到底。龍應臺對綠色資源的重視與執著，使臺北變得更漂亮了。她在接到市民的大量來信中，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臺北不一樣了。”

　　最讓業內人士推崇的是，龍應臺運用了個人關系的“明星效應”為臺北市的文化建設，爭取了超過三億元新臺幣的企業捐助。馬英九市長贊許道：“她不只會燒一把野火，還能鼓起一陣旋風。”

　　卸任后著書立說

　　農歷年剛過，臺北市府上上下下開始繁忙，而龍應臺卻像個局外人，她忙著揮別官場，重新回到寫作生活。

　　猶如脫離苦海的龍應臺興奮地告訴記者：“我真高興從此能恢復自由之身，可以睡到自然醒。其實，我迫切想退出來，是想認真思索這三年來的所做所為。當不當官并不重要，我特別贊同蘇東坡的一句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時機對了想做事就做，時機不對，不想做就不做。”現在的龍應臺終于可以避開眾人的目光，一個人靜一靜了。

　　她說，這三年來參與臺北市的發展，并設計規劃宏偉藍圖，但在推動文化政策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機會闡述她的施政理念，她希望在未來隱居的三個月里，寫一本關于城市發展與文化政治理念的書。她希望這本書能給所有擁有華人城市的決策者做參考。“書寫完之后，才是我在臺北三年官場的真正了斷。”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對龍應臺這三年來的官場表現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十幾年前，市政府帶著贖罪的心情成立文化專職機構，卻沒有認真考慮文化問題與政策實施的關系。“直到龍應臺出任文化局長，才幫助臺灣制定未來文化政策與走向，并走出了雛形的道路。”

　　在業內人士眼中，龍應臺“甚至比政治人物更能適應政治環境，在臺北市政府的政治領域里如魚得水，使得臺北市文化局在市府團隊里顯得業績突出。”她的任職證明了文人可以進入政界，并經受了考驗，她沒有被權利腐化。

　　龍應臺說，以前她試圖用立言的方式發揮文化的力量，這三年對她的挑戰是從立言者變成立功者去發揮文化的力量。現在她從文化局長這個位子上退下來，再回到立言者，只是位子不同，但“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現在，龍應臺除了寫書之外，還是想睡覺，把三年缺的覺補過來。另外是享受生活，去花店買花、約朋友吃飯、看午夜場電影、到香港旅行。三個月之后，新書問世，也會在大陸出版，屆時她還會到大陸參加首發式。卸任后的龍應臺依然忙碌、依然光彩照人，依然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龍應臺小檔案：

　　1952年出生于臺灣高雄縣，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畢業于成功大學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獲得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在臺灣中央大學、淡江大學；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以及德國海德堡大學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紅遍全球華人社會。其后相繼有《人在歐洲》、《美麗的權利》、《看世紀未向你走來》、《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問世。1999年出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2003年辭職。

　　(來源：《中華文摘》2003年5月號，原摘編自《亞洲周刊》、《遠見雜志》，文/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