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9日電 伊拉克戰爭是21世紀之初爆發的第二次戰爭，最新一期《瞭望》周刊指出，國際秩序在伊戰后持續演變；文章并對今后國際秩序的建立作出預測。

　　文章如下：

　　伊拉克場戰爭引起世界力量間的合縱連橫與外交攻防，從而帶動多方面的國際較量。這些較量展示出在建立何種國際秩序上的激烈角逐，強力沖擊著現有國際秩序。

　　首先，美尋求安理會授權未果后執意開戰，并在伊戰后重建問題上排斥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說明了美無法強加意愿于聯合國，顯示了聯合國作用的同時，也表明美欲擺脫多邊約束，對現有秩序中的重要機構——聯合國的地位和權威造成沖擊。其次，美形成“布什主義”，以反恐劃線，單方面推出并首次實踐“先發制人”戰略，破壞了國家主權原則，沖擊了國際社會實踐了三個半世紀、維系國與國關系穩定的主權基礎，動搖了對諸如誰能決定使用武力等國際行為的評判標準。第三，挑戰了現行的國際準則和國際法，對諸如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等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直接造成侵害。第四，西方盟國體系受到沖擊。盟國體系是美推行歷次全球戰略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在對伊戰爭中，美與盟友關系出現冷戰以來少有的變化。法國、德國、比利時否決美向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的建議，土議會拒絕批準美在土部署軍隊，法、德在安理會反對授權美、英動武，法甚至聲言使用否決權，戰后英在重建問題上與美分歧，凡此種種均使美主導的西方聯盟體系遭遇沉重打擊，顯示現有秩序的部分組成正經歷變化。

　　冷戰結束后，建立何種國際秩序的斗爭一直若隱若現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演變，美與其他國家的秩序觀可謂漸行漸遠，分歧突出體現在秩序的目標和建立的手段上：美新秩序的目標瞄準單極世界，而其他力量則致力于多極世界；美傾向用單邊、軍事、霸權的途徑，其他力量多主張民主、和平、平等的方式。秩序之爭的實質是在當前全球化和多極化的趨勢下，世界主要力量間實力與利益的較量，是各國在新秩序建立過程中，爭取最佳戰略地位的利益之爭。

　　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老布什政府打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旗號，但未及施行而下臺。美現總統布什子承父志，在去年頒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表示用足美力量，提出如何主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方案。實際上，美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此次因對伊戰爭再次帶動秩序之爭，尋求的不是對現有秩序的全盤拋棄，而是改造其中不適合一超稱霸的部分，防范其他力量對美構成挑戰，有其深刻背景：

　　首先國際格局進一步嬗變。當前舊格局被打破，新格局尚未確立，伴隨舊格局的世界秩序框架依然存在，如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安全結構依然發揮較大作用。美與各大力量都想抓住當前秩序尚未定型的機遇，爭取在秩序變化中謀求最佳地位。其次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經過十多年力量積蓄，美在軍事、科技、經濟等諸多領域擁有超群優勢，成為力量無與比肩的超級大國。第三美對外戰略發生變化。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美自認為改造國際秩序的能力上升，加上“9·１1”后強硬的新保守主義集團得勢，美共和黨歷來有崇尚實力的外交傳統，認為國際關系原本是“無秩序”的，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此背景下布什政府出臺了新安全戰略，對外進攻和冒險性加強，欲從規則和秩序上確立符合其一超實力的獨霸地位。

　　秩序的確立事關未來國際環境，命系各國長遠利益。各國立足于自身，追求的新秩序內涵不盡相同。美在未來國際秩序形成問題上有很大主導能力，“9·１1”事件客觀上為其提供了利用反恐推進建立主導國際秩序的戰略目標的機遇，但美依然面臨諸多牽制。今后國際秩序的建立必然是斗爭的結果：

　　聯合國將成為下一時期美與其他力量較量新秩序走向的重要場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表明，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權威的政府間多邊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在冷戰結束后，安理會作用有所提升，大國間加強了協調，有力牽制了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美早對聯合國這一多邊制約心懷不滿，布什政府公開提出，聯合國要么幫助他對付薩達姆，要么將會“以一個無能的、不重要的辯論社團的形象逐漸在歷史上消失。”今后美可能醞釀既減少多邊制約、又取利國際合作的兩全之策，采取“有用則用，無用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推動聯合國朝于美有利的方向改革，以減少牽制，鞏固在聯合國的地位。其他大國不會袖手靜觀，必借聯合國作舞臺，維護自己的大國地位。另外一些力量如印、德、日等，將借此加速推進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在聯合國內爭取分享更大權力。因此對聯合國的改革必定交織多種利益，其走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推動改革的力度。

　　西方盟友關系面臨整合。美對當前的盟友體系十分不滿，必加大重塑力度。冷戰結束后，美歐失去了共同的敵人，雙方對世界秩序設想的差異逐步顯現。美試圖憑借超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建立單極世界，按照美意志塑造世界秩序。以法、德為代表的歐洲主張建立多極世界，以多邊合作謀求安全，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爭端。因此，美難免與盟友齟齬不斷。反觀美的對外行為，從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到冷戰結束后以西方式民主劃線，再到“9·１1”事件后得到多數國家同情與支持，迅速組建反恐聯盟，最后到目前舍棄一些傳統盟友，拉攏另一些盟友組建“志愿者聯盟”，美單極獨霸的趨勢有增無減，表明美注重從自身利益，根據不同需要，以不同方式，組建靈活的聯盟，以提高主導世界事務的行動能力。今后美對待盟國會有所區別，重點置于壓制威脅美主導地位的力量的發展，鼓勵隨美、崇美情結。類似“新”、“老”歐洲的分野還將在不同事件上顯現，與法、德等部分盟友的戰略性分歧可能加深。基辛格甚至認為，跨大西洋關系按目前狀態發展下去，國際關系體系將發生“根本改變”，那將是長達半個多世紀伙伴關系的“悲劇性結束”。但基于歷史、經濟和意識形態，短期內美與傳統盟國間關系不致出現根本變化。

　　其他大國與美合作中不忘競爭。美仍將心懷兩面：既未放棄對大國長遠、潛在威脅的疑慮，又在反恐等問題上需借助其合作，故防范與利用并舉。大國則避免與美正面對抗，對美關系中以謀求合作為主，防止矛盾激化，對美建立新秩序的企圖，或通過多邊領域予以牽制，或冀望參與其間，最好還能從中受益。

　　伊戰拉開重整中東地區格局與秩序的序幕。推進自由、民主是美外交的一個理想和理念，為此美不惜以武力改變政權。二戰后，美成功地對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進行了改造，并因此深受鼓舞，美自認為伊戰對其是個好機會，可將這一歷史經驗移植到潛在著文明威脅的中東地區，實施從制度、社會、觀念等改造伊斯蘭世界的計劃，消除外來威脅隱患，進而掌控歐亞結合部局勢、主導全球事務。美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露骨地說，伊戰是為了實現政權改變，一個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將為中東國家的人民樹立一種典型，伊朗、敘利亞人民將從中得到啟示，沙特等國也會為其政權形式而不安，從而實行改革，持續不斷的阿以沖突有望最終得到解決。包括地區宗教思潮、民族主義思潮、大國等在內的其他力量，必將在伊戰后的政經安排及施加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等方面與美直接“過招”，最終格局的形成及秩序的建立還是個長期過程。

　　國際秩序的建立將是多種力量的交互作用。美力量雖大，但并非世界惟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牽制：

　　國際格局并未如美預期的那樣向單極發展，世界主要力量利用冷戰結束后十余年總體和平的國際環境，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綜合國力。歐洲、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崛起令世界頗為矚目。秩序的建立以實力為后盾，這種趨勢與美在21世紀確保和鞏固獨超地位的戰略企圖背道而馳。

　　聯合國仍是得到絕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多邊機制，在維護國際秩序上有無可爭議與替代的作用。經過冷戰、冷戰后許多重大事件的考驗，聯合國的作用比建立之初有了實質性提升，盡管尚不能盡如人意。多邊機制的存在，對單邊行為就是有力的制約，美改造聯合國的設想恐難一相情愿。

　　民主不是槍桿子打出來的，文明也不能依靠武力來移植。美改造伊斯蘭世界的構想及在中東問題上的偏袒立場，將不可避免地引發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普遍對立與仇視，加深與這些地區的觀念分歧和矛盾，可能遭致更多攻擊，牽制美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作者：陳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