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5日電 南方都市報報道，4月10日，武漢同濟醫院對外宣布，已按照衛生部腦死亡起草小組的最新標準，宣布患者毛金生死亡。據悉，這是我國正式認定的首例腦死亡。同時，同濟醫院在該患者逝世一個多月后，公布了他在醫院搶救和接受“腦死亡”診斷全過程的錄像資料。

　　2月23日，患者毛金生因腦干出血送進同濟醫院。雖經多方救治，仍深度昏迷，無自主呼吸，不過心跳還維持。征得家屬同意，醫院嚴格按照國際通行的腦死亡標準和我國衛生部《腦死亡判定標準(第三稿)》，對他進行了3次腦死亡診斷，結果均為死亡。

　　毛先生的親屬和子女，在了解了腦死亡的真正涵義后，鄭重在放棄治療協議書上簽字。2月25日23時05分，幫助毛先生維持了30多個小時呼吸的呼吸機被拆除。21分鐘后他的心臟也停止了跳動。

　　作為我國嚴格按照衛生部頒布的《腦死亡判定標準(第三稿)》診斷的第一人，毛金生的診斷過程及整個錄像資料，為我國腦死亡觀念的更新和立法的推動，將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物檔案

　　張蘇明

　　1952年生，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常務委員。

　　1991年至1994年，留學美國明尼蘇達醫學院神經病學專業，長年從事腦血管病研究，是我國推進“腦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

　　4月10日，武漢同濟醫院對外公布了我國第一例“腦死亡”病例的完整錄像資料后，張蘇明教授每天接到的記者電話不計其數，用他自己的話說“感到害怕了”。但是，作為積極推動我國“腦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他與他的同事們在作出全國首例“腦死亡”判定時，并沒有感到膽怯。他說，這件事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是因為它挑戰了我們幾千來固守的“心死亡”的死亡判斷標準，挑戰了中國人的傳統倫理觀念。

　　前日，記者在武漢采訪了張蘇明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了兩種死亡觀的正面交鋒。

　　推遲了一個多月公布

　　我們把這件事當成科學事業做，而不是把它當成新聞事件

　　記者(以下簡稱“記”)：實際上毛金生老先生早在2月25日就被診斷為“腦死亡”，并放棄了治療，但直到4月10日，同濟醫院才對外公布這件事，推遲了一個多月，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蘇明(以下簡稱“張”)：首先我們要做好認定工作，資料需要匯總，因為我們是在把這件事當成科學事業做，而從開始就不是把它當成新聞事件；再就是病人家屬一時還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他們的親人剛剛過世，悲痛萬分，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就宣布，是有悖常理的，我們要尊重家屬的意見，做好家屬的安撫工作，再有就是，在我們醫院做全程性記錄的同時，當時參與監視全過程的記錄者之一的中央電視臺，他們制作節目需要時間。只有各方面的條件都成熟了，我們才能對外公布。

　　第一個“吃螃蟹”

　　認定腦死亡勢在必行。蓋子總是要揭開的，早揭開總比晚揭開好

　　記：在毛先生之前，上海、南京也出現過腦死亡的案例，為什么只有武漢同濟醫院敢于作出稱之為“全國第一例”的腦死亡診斷，同濟醫院為什么敢于吃這個螃蟹？

　　張：敢這樣做，首先是因為醫院領導的重視，認定腦死亡勢在必行，應該推動立法的進程，如果長期拖下去，可能就長期得不到法律的認同，得不到社會的重視。在一年多之前，我們就組織了一個關于腦死亡問題的協作工作組，由我們醫院各重要科室的醫生組成，這次的第一例案例就是在這個協作工作組的領導下執行的。

　　記：在我國，腦死亡還沒有立法，應該說同濟醫院的這次診斷是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條件下進行的，您認為這是在冒險嗎？

　　張：我不認為這是在冒險，即便這需要承擔一定風險，但這種承擔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國家的科學界、醫務界其實長期以來都認識到腦死亡的意義，但好象誰都不愿意去挑這個頭，但這個事情總是要有人去做的，蓋子總是要揭開的，早揭開總比晚揭開好。

　　多做了一次腦死亡測試

　　第三次是當著死者眾多親人的面做的，希望他們能理解“腦死亡”的概念

　　記：按照國際慣例，一般腦死亡的測試只需兩次，但這次你們做了3次，這是為什么？

　　張：我們按照醫學上的臨床判定檢測標準做了兩次，第三次則是當著毛先生眾多親人的面做的，希望他們實際看到，能接受這個死亡的事實，理解“腦死亡”的概念。

　　記：現在毛先生的家人遇到了來自社會比較大的壓力，對這件事，您如何評價？

　　張：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我相信占主流的輿論是支持醫學向前發展的，有個別不好聽的非議可能還是基于傳統觀念，舊觀點。

　　記：當時對毛先生的3次測試，您都在現場。當第3次測試結束的時候，您對確診他為腦死亡，心里有底嗎？

　　張：實際上做第一次的時候，我就有底了，但還需要核實，需要更多專家的認定，并不是我一個人、我們一個科室說了算的。

　　家屬的理性反應很了不起

　　親屬們能夠同意放棄無效的治療，接受科學的事實，我覺得很了不起

　　記：當3次測試結束，判定毛先生腦死亡的時候，他的親屬反應如何？

　　張：我們把情況向他們作了說明，他們作出了非常有理性的反應，他們說“我們不懂科學，但我們尊重科學”，同意拔管，同意放棄無效的治療。我覺得當時的場面是很感人的。

　　記：在拔管之后21分鐘，病人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樣的心理？

　　張：我覺得出乎意料，我們群眾有這樣的覺悟，能夠認識科學，接受科學的事實，我覺得很了不起，我覺得最值得贊揚的是我們的家屬。

　　記：對家屬的反應，作為一個醫學工作者，您感到欣慰。

　　張：是的，死亡是一個自然過程，本來很多病人都應該這樣，但是很多病人都不能這樣，我們只有勉為其難地在那里進行無效的治療。從此以后，可能開了一個比較好的先河。

　　以立法嚴謹保障操作規范

　　必須有一定的資格認證，如果說鄉鎮衛生院也來搞一個，那就亂套了

　　記：傳統的心臟停跳、呼吸停止等確定死亡的依據，都是按照公認的醫學界的標準進行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常識，那么，為什么您特別強調腦死亡的標準要立法加以確認呢？

　　張：在沒有立法之前，不排除有人濫用權力的可能，所以，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關鍵就是為了促成立法。立法的必要性是在操作層面上的，通過一種法律程序，通過科學的認證，一個群體而不是單個人的認證，主要是防止因為腦死亡而出現其他更復雜的情況，特別是犯罪。如果將來立法了，判定腦死亡就可能只是一個常規動作，但這個常規動作要有一個規范化的操作程序，不能夠隨心所欲地判定病人腦死亡。

　　記：您認為腦死亡的立法應包括哪些方面？

　　張：當然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問題，法學家們可能會比我們考慮得更嚴謹一些。就醫學的角度來說，我認為應該按照診斷標準來操作，必須由專科大夫來確診、認定，而且還不止一個專科大夫。我說的專科大夫是神經內科的專家、神經外科的專家，甚至麻醉科的專家、急診科的專家，我想應該成立一個工作組吧，這樣操作比較穩妥一些。

　　記：每個醫院都要有嗎？

　　張：必須是有一定規模的醫院，必須有一定的資格認證，不能隨心所欲，如果說鄉鎮衛生院也來搞一個，那就亂套了。

　　記：現在，腦死亡立法面臨著怎樣的困難呢？

　　張：主要是老百姓在認識上還有傳統觀念的束縛，再一個就是，腦死亡能不能為廣大的立法工作者認同，我相信也有一個過程。站在醫學的立場上，支持我們的人可能會多一些；但是站在法學、社會學的立場上，則要考慮的問題可能更復雜一些。立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法規、一個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公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腦死亡的隱蔽性和公開性

　　不能簡單地說把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了醫生。我覺得將來家屬都是可以參與判定的

　　記：現在，有法律專家認為，腦死亡有相對隱蔽性，只有專業醫生才能判定，如果腦死亡立法，意味著把死亡的判定權交給了某些醫生，這樣，醫生手中有了特權，會不會導致某種條件下的濫用或者非法使用？

　　張：有這種可能性，所以立法的條款應更加仔細。不排除有個別極端情況的發生，但也不能簡單地說把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了醫生。因為，判定腦死亡有共同的指標，神經系統的檢查是有特征的，比如說，心電圖，它不蹦了，你還能說他心臟還在跳嗎？腦電圖，完全是平直的，你還能說他有腦電波嗎？如果TCD完全是個振蕩血流，你還能說他的腦子里有血流嗎？所以說，它雖然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但還有一些在精密科學儀器上都顯露出來的公開性指標，我覺得家屬將來都是可以參與判定的，比如我剛才說的那些，都是非常生動、形象化的特征性圖形，任何人都能明顯地看得出它們與正常圖形的差異。

　　記：那么，如果想要避免今后發生在腦死亡方面的醫患糾紛，您認為立法應注意什么？

　　張：要更加嚴謹。通過我們的實踐可以暴露出問題，通過暴露出來的問題，立法可以做得更嚴謹，我想，把法律的漏洞彌補到最小，使利用法律漏洞鉆空子的機會達到最小，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當然，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

　　記：有報道說，腦死亡可能在今年就得以立法，如果真的是這樣，您會不會覺得有點太快了？

　　張：能不能立法取決于立法機構的認同程度。當然，我相信通過我們這個事情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立法的進程，但是到底有多快，我還不敢說。

　　“腦死亡”“心死亡”可能并行

　　病人家屬的意愿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認識腦死亡，還需假以時日

　　記：從您的話里，我感覺在涉及腦死亡的判定時，您特別關注病人家屬的感受。那么，以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您認為是否必須把對病人家屬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呢？

　　張：我認為是這樣的。病人家屬的心理狀態、精神狀態應該得到充分理解，他們的意愿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病人已經腦死亡，而家屬想以心臟停跳來認定死亡的話，也是可以的，醫生不會強迫病人家屬一定要接受腦死亡的死亡標準的，但醫生有責任將腦死亡的現狀告訴病人家屬。

　　記：也就是說，以后可能實行“心死亡”和“腦死亡”兩種方式并行？

　　張：有可能。畢竟讓大多數人接受腦死亡是要有一個過程的。

　　記：關于腦死亡的意義，有人認為，醫學界顯得太功利了，為了節約醫療成本就不顧幾千年形成的倫理道德。

　　張：我覺得這種評論是不公正的。資源的浪費其實是雙方的。腦死亡的病人長期占據病床、浪費大量的醫療資源，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這對醫療單位都是一種浪費，同時更重要的是，對家屬也是一種浪費啊。

　　記：我想請您進行一下角色置換，如果您不是腦死亡的研究專家，不是一個神經科醫生，當您的家屬碰到類似的情況時，您是否能接受腦死亡的概念？

　　張：假若我的親屬出現這種情況，如果醫院能夠拿出十足的證據，說他腦死亡的話，我能接受這個事實，這是科學的態度，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記：如果請您對毛金生老先生的家人說一句話，您會說什么？

　　張：我非常敬重他們一家人，他們是一個高素質、非常和睦的家庭，不能說文化程度都很高，但確實是非常善良、理性的一家人。我能理解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敬佩他們對醫學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記：如果請您對不能理解毛先生親屬的街坊鄰居說一句話，您會說什么？

　　張：對說閑言碎語的人，無須過多地指責，認識腦死亡需假以時日，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任何人，但我相信公眾會逐步理解并接受“腦死亡”的。(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