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我住的是親戚郊外別墅，他家在達令港邊另有公寓，此處基本外租。悉尼生活指數高于墨爾本，但房東收租卻便宜，并不加收水、電、網絡雜費。房客是中國留學生：青島姑娘小劉、上饒姑娘小周，還有一對來自香港的小情侶阿業與阿英，是很陽光的帥哥、靚妹，看樣子才二十三四歲。

　　青島姑娘劉小姐原學外語，畢業后不愿當教師，就出來了。“國內學的是‘啞巴英語’，不實用，我得練口語。”她想當翻譯，便繼續讀語言，除了去學校不見出房門，用功得很。她生活費靠當中學教師的父母，學費、房租、水電費、飯錢、車錢加起來，每月開支不少。她租的屋很小，只有六七平方米。小劉陪我到華人街購物，淘起便宜貨來真內行，面包、牛奶都能買到最低價。待我要回滬時，她卻興奮地說：“明天要去咖啡店學做咖啡了，不給工錢，做得好的話就留下。”我趕快給她“加油”。開源與節流，這書蠹頭終于明白了硬道理。在澳大利亞當中文翻譯也不易，華人有幾十萬，筆譯、口譯的高手多多，據說就是專職翻譯，一個月也攬不到多少活。

　　上饒姑娘小周很忙，上課、打工兩頭奔波。在國內讀的也是英語，還有份不錯的工作。年輕人眼睛總往高處看，這樣就跑到了南半球。她每禮拜到超市的食品柜臺打三天工，專做三明治，老板還管兩頓飯。能掙多少錢她沒講，卻告訴我能自立。小周會燉點小排骨，熬鍋紅棗、赤豆粥什么的給自己補補，冰箱里屬于她的那格中總放有西瓜、蘋果、冰激凌等。經過小周房門，常傳出瑯瑯讀書聲。“我沒有回去的退路，必須留下來。”她說，她已轉學會計，未來的目標認得很準。

　　阿業與阿英是早出晚歸，幾乎見不到人影。兩人同在城里打工。出門都穿白底細藍條衣褲，大頭中幫皮靴。我疑是工作服，有時看院里晾曬的制服卻又是別樣的。親戚說他倆每天在兩家餐館打兩份工，怪不得工作服不一樣。有個禮拜天上午，阿業扶著阿英從門外進來，小姑娘面色一臉青灰，我嚇一跳。阿業說她半夜里又吐又拉，就送到診所看病。病人回屋后，阿業穿上工作服匆匆走了。傍晚阿英下樓到廚房弄吃的，神色好許多，我幫她熬點粥，她很感謝。

　　第二天阿英在家休息，已恢復了往日的活潑：“阿姨,昨天看病用掉一百五十塊澳元呢，今天又不能做工，沒錢啦。”她聳聳肩、縮縮腦袋。“破財消災么。”我這樣哄她，其實自己也未必信。“我家凡進(環境)不好，阿業家也一樣，除去這里的費用，”她掰開手指數日用開銷，“我們兩人都要寄錢回去養家的，出來三年了，還沒回過香港，好想家呀。”最后那句話，阿業也跟我講過。他倆讀的是職業學校，利用別人放假的時間上課。雅思成績只要考到6分就行，但這分數他們就是達不到。沒有時間讀書，外語過不了關，這樣下去辦移民也難。

　　留學目的各人不一，為求知、為移民、為掙錢，還有為玩的。墨爾本的小褚告訴我，他班上有個男生，家里留下了兩個億的財產。整天不見其人來課堂，今天開“寶馬”、明天換“保時捷”，后面跟著幾個小混混，滿世界地兜風。“這不是在砸錢么？”我聽得吃驚。回國后我看報，有文章題為《中國學生拯救西方留學產業》，援引的摘要是“一位中國專家說，中國能拯救世界經濟還為時尚早，但要說中國學生拯救了西方的留學產業，真的不算夸張。”對此，我感同身受。文中還說除了英、美兩國，澳大利亞是中國學生的第三留學目的地國家。留學產業給該國帶來的出口創收僅次于石油和煤炭，這份創收中有22%是中國學生貢獻的。

　　對于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貢獻”，叫國人看來，真不知該悲該欣，或是悲欣同在？(吳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