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德國留學攻讀“媒體與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即回國在新成立的外語頻道從事記者和編輯的工作。三年留學生涯中唯一的遺憾即是實踐工作的經歷較少，未能深入領略德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而這次我有幸贏得了由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設立的“中德媒體使者”交流培訓項目的獎學金，在德國的“媒體之都”——漢堡進行媒體培訓和實習活動三個月，豐富的學習和實踐活動使我受益匪淺，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對德國各方面了解之全面及深刻也是我當初作為一個普通學生渴望而不可及的。三個月的經歷中有許多的精彩見聞和感想……

　　沒有“中央電視臺”的國家

　　德國電視媒體體系是雙線體制，即國有和私營電視臺雙行并立、各分天下。電視節目的最大特色就是區域化，幾乎每個電視臺僅負責當地聯邦州的節目制作和播出，而觀眾收視群體也突顯這一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漢堡的觀眾只熱衷看北德一塊的政治社會新聞和當地足球賽事，而對巴伐利亞州的音樂節和啤酒節毫不感冒。德國電視臺NDR的記者告訴我，因為受二戰的影響，德國民眾對當時為希特勒政權作政治煽動宣傳的中央集權制媒體非常反感，所以二戰后重建以及兩德統一后調整過的電視臺全部實行地域化，完全擺脫以一個“中央電視臺”主掌大權的局面。德國唯一一個全國性的頻道是ARD，通過《每日新聞》(Tagsschau)直播全國各地新聞,但它卻是一個沒有實體的“電視臺”，由德國11家電視聯盟組成，由各地的電視臺以及遍布全球的駐外記者輸送新聞節目到ARD的播出平臺播放。我去Tagsschau參觀他們遠程會議的時候，正逢幾個同事在討論前一天的直播“事故”：有人把德國總統的名字給打錯了。我很關切地問其中一個編輯會有什么后果，他聳聳肩答道：德國媒體行業中一般不設立獎懲制度，“過去的也就讓它過去了。”我不禁詫異。

　　嚴謹與樂趣并存

　　我們心目中通常典型的德國人形象是認真嚴謹、不茍言笑。在工作許多方面中確實能體現這個民族專業嚴謹、精益求精的態度，比如有一次我參觀德國最知名的刊物《明鏡》(derSpiegel)的總部時，才知道這樣一份周刊的背后不僅聚集了250個來自各研究領域的精英記者和編輯，更有一個100位專家組成的檔案調查研究部門在支撐著他們。這些專家會對來自不同領域的資料和文章進行核實、校對以及深入分析，花費的心血和功夫足以保證及提升刊物的質量。我在德國最大的私營電視臺RTL實習兩個月期間，發現負責時政社會新聞版塊的同事Niess一直不停地打電話給當地警察局或司法機關，我甚為不解，因為新聞信息源均來自德新社dpa，已成定稿，應該不成問題。但他解釋說，盡管如此，還是需要和第一信息源保持聯系，取得事態最新進展情況，以核實最終定稿的日期和數據是否與德新社的初稿有出入。我恍然大悟，不禁有些肅然起敬。不過這在德國媒體看來，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最基本的職業素養——對事實真相的執著追求。

　　然而，在德國做傳媒人并不是一件乏味的工作。RTL電視臺的攝像、音效、剪輯師都是外包給個人，同時在德國存在有大量的“自由媒體人”，他們熱衷記者工作，行事相當獨立，將工作行程和生活作息合理地精心安排，工作與生活的樂趣兼得。我和德國同行一同出去跑新聞、做專題，期間也獲得不少采訪的樂趣。德國是個好思善辯、重視理性的民族，他們喜好集體討論爭辯，鼓勵每人發表各自的見解，聽取不同的聲音。不管接受采訪的是政治高層還是普通大眾，是銀發老人還是幼齒孩童，幾乎每個人都不怯鏡頭，可以滔滔不絕侃侃而談，非常善于表達自己的見解，而記者所要做的是多方面傾聽不同的聲音，回去后加以整理，作出判斷。同事Karsten有一次以四年一次的德國大選為主題做了一系列訪問節目，采訪對象是一個北德小村的普通農民Trede，節目以一個未受過高度政治洗禮卻又高度務實的農民的視角出發，評價各黨政策及對農民切身利益的直接影響，做得俏皮幽默又不失深度。另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拍攝任務，是與女記者Katrin去采訪漢堡市9月9日的“玫瑰婚典”。一堆新人別出心裁地乘著三輪花車趕到富麗堂皇的市政廳前來登記，注冊儀式簡單隆重，親友們送給他們一匹寫著兩人名字的花布，新人將布匹當中裁剪出一個心形，并由新郎抱著新娘從鏤空的心形中鉆過去，一同接受大家的祝福。當兩位新人互相盟誓SayYes的時候，在一旁拍攝的Katrin眼眶已經濕潤了——據說再過一個月她也將迎來自己的婚期。

　　此次德國之行是我迄今為止記者生涯中最興奮也是最難忘的一段經歷，還有許多的精彩片段值得我慢慢咀嚼回味，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學習借鑒。此時，在我腦海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德國諺語是：Fuerdas Koennen gibt es nur einen Beweis,das Tun.其精華與中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謀而合，我也將以此鞭策自己，做個堅定的行動者，走向成功。(管舜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