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鄧中翰，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8年出生于南京；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電子工程學博士、物理學碩士和經濟管理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加入IBM公司；1997年在硅谷創建半導體公司Pixim；1999年應邀回國創建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承擔“星光中國芯工程”，致力于數字多媒體芯片的研發和產業化。

　　留學加州

　　拿到理工商三科學位

　　記者：看著您的簡歷，會在對您的“定位”問題上十分為難——到底您是技術型人才呢，還是商業型的、管理型的？造成困擾的原因正是因為您拿到了3個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科的學生。您當時怎么想到這樣度過留學時光？

　　鄧中翰：我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國的。我開始讀的是物理專業，但1992年正值電腦從286奔向386時代，我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術和信息技術最前沿的沖擊。當時的風云人物，“摩爾定律”的提出者摩爾、英特爾的董事長兼CEO安迪·格魯夫都畢業于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受此感召，還在攻讀物理學碩士的我決定同時攻讀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博士學位。1995年，我到日本參加學術會議，卻因為回美簽證問題不得不滯留日本。在等待簽證的7天里，我在東京街頭閑逛。站在銀座街區的路邊，我想到，在中國人們的月工資僅有幾百元，為什么有些國家會這么發達？窮國、富國、股票、企業、創新……無數問題一時間充斥了我的大腦。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應該去學經濟學，搞懂這些問題。于是，回到伯克利的第二學期，我便開始兼學經濟管理學。這種知識結構，讓我在考慮問題時能夠非常細密，為我后來的創業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認識的成功“海歸”，都是懂得抓住機會的人。出國留學是一個獲得機會的臺階，一方面是學習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另一方面是開拓自己的視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走出去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與氛圍，培養國際視野正是我出國留學目的之一。

　　翩然歸來

　　打造中國的“芯片長城”

　　記者：海外留學，給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鄧中翰：我們留學的年代，中國還不像今天這么強大，國際還充斥著許多不那么友善的聲音。我們在聽到關于中國的評論時，心都是緊繃著的，把國家的形象當成自己的尊嚴來維護。我們能做的也就是加倍學習，用更加優異的成績來證明中國人的力量。在國外生活過學習過的人，會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只有祖國強大了才有留學生在國外的尊嚴與驕傲。

　　記者：您在什么情況下選擇回國創業的？

　　鄧中翰：畢業后，我到了IBM工作，后來我回到硅谷創業，創辦了一家名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數碼成像技術的半導體公司。1999年前后，我國芯片產業處在一個亟待取得突破的歷史階段，國家也在醞釀相關計劃。我的導師、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把我引薦給了時任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院士，周老向我描述了中國芯片領域的發展情況，把我介紹給當時的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在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倡導下，我決定放棄自己在美國創立的公司，回國創業。

　　1999年10月1日，我應邀回國參加了新中國50周年國慶慶典。站在觀禮臺上我異常激動，同時也感到了肩上的責任：我應該為祖國的強大做些什么。當天下午，我和我的創業伙伴登上八達嶺長城誓師，要建立中國的“芯片長城”，當時我們留下了一張難忘的合影。

　　記者：對，那張合影后來被很多人提及，當其他人都在做出勝利手勢時，您卻手臂交叉，顯得心事重重，為什么呢？

　　鄧中翰：我在想，雖然我們都在美國做得很好，可還沒有為祖國做過任何有貢獻的事。一定要用我們學到的東西，把中國落后了幾十年的芯片產業推動起來，打造出我們自己的“芯片長城”。　　

　　10年創業

　　國家發展帶來最大機遇

　　記者：馬上就到新中國60周年國慶，也是您回國創業10周年，在這個過程中，您有哪些難忘經歷？

　　鄧中翰：遇到困難和解決困難的過程讓我最難忘。1999年10月14日，我們在海淀區北土城西路一間倉庫里開始了我們的創業，但在此之前，我們甚至連注冊公司需要先有辦公地點、招聘員工需要北京戶口等情況都不了解。

　　在中星微走向全球市場時，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攻克數字圖像領域的鼻祖——索尼公司時碰的“釘子”。2001年，我們到日本索尼拜訪客戶。一見面，我們剛介紹完自己是來自北京的一家研發圖像處理方面芯片的公司，索尼一位主管就說：“我們索尼有幾千種這樣的產品，幾百個這樣的專利，是這項技術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的話，可以看看我們的展覽和產品，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聽你推銷產品，還有其他會議。”付出整個團隊的飛機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價后跑到日本，本來約好了一個小時的見面，最終只談了5分鐘。出門時，我對同伴說：“I will be back！(我會回來的)”回國后，我們將這段經歷與全公司的人一起分享，并鼓舞士氣：“我們一定要打進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筆記本電腦上的攝像頭已經跳動著我們“星光5號”。

　　記者：您覺得能成為您那一代的留學生幸運嗎？

　　鄧中翰：我們的成長成才離不開改革開放給予的機會。沒有改革開放很難想象我們可以到美國留學，很難想象可以到硅谷去創業，很難想象自己的芯片公司可以到納斯達克上市，很難想象我們設計的芯片能打入全球所有知名電腦公司。

　　這是國家的發展給我們個人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讓我們擁有了實現人生抱負的可能性與可行性，這是一種過去渴望實現而沒有實現的幸福。在我看來，能將個人價值實現與國家發展相結合，是人生幸福的事。(肖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