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教授王以銘今年70歲，已從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職位上退休，我們在他曾任董事長的民生保險公司辦公大廈頂端26層會客廳坐下，看飄窗之下北京三環路上車如流水，那仿佛是30年前他初訪美國研修時看到的情景。他為30年前的那段經歷而欣慰，從那時起，他的事業騰飛起來，而且和祖國改革開放偉業水乳交融。

　　他出生在上海，1956年畢業于育才中學，剛畢業就被選拔為海軍航空兵飛行員。訓練一年，在高空中跳過傘了，臨到要放單飛，才發現耳朵有了一些毛病，結果復員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去追尋他的科學家之夢。

　　他的學業從小學起一貫優秀，本科畢業后接著上研究生，距離實現科學家的夢想眼看近在咫尺。豈料“文革”所至，蹉跎十年。這位北京工業大學教師發現自己距離去做一個大科學家的夢想漸行漸遠了，這時“文革”結束。1978年9月，選拔出國留學生訊息傳來，他被系里推薦參加外語考試。

　　王以銘從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到高中學了俄語。在大學里，他努力攻讀英語、俄語、德語科學文獻，讀得最多的是英語文獻，還閱讀了大量英語小說和歷史文化書籍。即使在“文革”歲月，他依然堅持學習。機會總是垂青堅韌不拔的人，王以銘復習了十來天，就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全校和全國赴美訪問學者英語考試，進入首批赴美留學的團隊。

　　得知即將赴美的消息，王以銘無限感慨。他惋惜自己最好的科研年華被“文革”消耗掉了，這年他已40歲了。但是，東隅已失，桑榆非晚，自己還有一段堪稱寶貴的時間，還可以大有作為。

　　首批赴美學習的團隊分為5個臨時小組，王以銘被委任為第5小組組長。環顧身邊的同行者，王以銘發現他們大都有著和自己相似的經歷——扎實的專業基礎和在動亂年月里堅持不懈的學習。他深深地感到，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來到華盛頓不久，鄧小平訪問美國，王以銘參加了迎接這位偉大政治家的幾次活動，近距離細細觀察這位領袖。他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赴美留學是鄧小平決策的一個結果，一定要努力學習，早日歸國服務于國家。

　　根據他的意愿，加上復旦著名教授謝希德的推薦，王以銘來到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研究。

　　研究過程中，他特別關注麻省理工學院是怎樣組織和開展教學和科研的，去發現人家和國內大學教育的同與不同。那時，王以銘感到反差是強烈的，因此也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經常和美國教師們討論這些內容，了解這些過程的來龍去脈。

　　在國內時，人們常常說到美國人學習比較輕松，美國人自己也說那里的中小學水平不高。王以銘則親身感受到，在麻省理工學院聚集了一大批勤奮學習、勇于探索的青年人，其中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但多數是美國青年。沒有先進的教育制度，無以解釋美國科學技術和人文學術的先進。王以銘辦公室隔壁有一位年輕的研究生Robert Laughlin，是參加過越戰的復員軍人，已經成家，靠國家資助攻讀博士，開一輛微型德國大眾牌汽車。他是一位勤奮努力、思維敏捷的學生，王以銘和他討論得很多。后來，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王以銘既為之高興，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料想的結果。

　　歸納留學美國的收獲，王以銘談到兩點，一是物理學專業方面，他參加了一些科研，提高了專業認識。二是增加了對美國高等教育和社會的認識。王以銘說：“我在美期間，恰好中國正處在一個大變化時期，訪問研究打開了一扇窗戶，使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種模式的國家和社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容易片面，知一知二才真正能舉一反三�！�中西方文化交流促進了自己的思考。比如說，中文是美好的語言，學習了英語，就認識到原來英語也是一種美好的語言。對同一種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語言表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習慣。反過來，對中文也會有一種新的認識�！�

　　王以銘在美國研修一年半就提前回國了，他感到國內有太多的事情等著他做。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教授向王以銘提及，是否考慮在這里拿個博士學位回去？王以銘笑著對丁先生說，年過四十就不必“浪費”寶貴時光念學位了，如果給我機會，我不是花時間拿博士學位的問題，而是指導博士生的問題。至于美國，我還會來的。就這樣，他成為52人團隊中最早完成預定學業后歸國的。

　　歸國以后，是王以銘事業的黃金年代，他很快成為教授，擔任北工大電子科學系主任、北工大副校長，1992年擔任國家技術監督局副局長，2000年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2003年兼任民生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他還是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談及這些經歷，王以銘認為，30年前赴美訪問研究，是他人生的嶄新起點。30年間潮漲潮落，他感到當年的同行者都沒有辜負使命。如果還能再度聚首，當是人生快事。(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