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以其歷久彌新的精神內核，串聯起民族認同與個體心靈。在傳承與創新中，持續為文化立根，為時代鑄魂。

　　主持人

　　唐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編輯部編輯

　　嘉 賓

　　李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

　　吳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唐萌：“詩、書、易、語、孟、雅、孝”，然后是“三禮、三傳”，正好完成了十三經的文化建構。經典的經典化過程，就是在經典化建構的過程當中——可能教育、可能政治因素，也對經典的產生(起到了作用)。漢武帝指定了這“五經”，那么這“五經”就很快會成為經典。還有沒有更多的民間因素，在建構經典的過程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吳剛：我覺得民間因素肯定是有。《三國演義》在清代的時候，在當時的盛京(沈陽)就已經開始翻譯《三國演義》了。翻譯《三國演義》的目的，其實我覺得還是儒家的這樣一種思想，“忠義愛國”這樣一種思想，它是被人們所需要的。

　　趙培：我做過一個經典的標準判斷。經典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經典具有相對性”。什么叫相對性？就是剛才李芳老師說的俗文學經典、吳剛老師說的民族經典，還有我剛才談論儒家經典，它們其實互不排斥，在某一個領域、在某一種程度上，它們都是經典。所以經典還有幾個標準，首先它具有典范性。就是一個文本，像吳剛老師剛才說的《三國演義》也好，《金瓶梅》《西廂記》也好，這些經典會被模仿，就說明它是具有典范性的。另外一個，經典肯定是要有一個經的系統和一個解釋的系統。從小說的角度，俗文學的角度來講說，不僅有一個經的文本，還要有一個解釋它的一個文本，這個才是一個基本結構。另外一個經典是什么？經典從文學的角度，它的文辭體勢、它的章法會被不斷模擬。

　　唐萌：我就想經典的“經”字和“典”字，一定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共同的情感認同，最后實現我們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所以是經典，讓我們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們關聯在一起、凝聚在一起，這才是我們民族認同最有根基、最有文化力量的部分。我就想文化的經典和經典的文化，我們無論什么時候去談，都有歷久彌新的價值。所以我就想請三位對經典，提出一個自己心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經典，來指導我們去閱讀、我們去闡釋、我們去對它進行再研究。

　　李芳：可能《西廂記》經典地位的確立，其實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非常有經典性。《西廂記》有一個確立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覺得《西廂記》是談起戲曲來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書。可是在元代并不是真的那么受到歡迎，可能跟關漢卿、白樸比起來，跟我們熟悉的元曲四大家比起來，它不是那么的受到歡迎。所以我們的老前輩幺書儀老師，她有篇文章叫《〈西廂記〉在明代的“發現”》，是明代文人重新選擇了它(《西廂記》)，明代文人把它經典化了。王實甫在寫作《西廂記》的時候，可能個人那種“愿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樣的一個意思在后代被放大了，然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給了它一種新的詮釋。

　　吳剛：我也是研究《西廂記》，然再提《西廂記》可能重復。但我覺得可以對比著來講，因為我覺得《三國演義》在我們中華各民族當中，還是很受廣泛接受的，因為它反映了一種當時三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面貌。另外一種情況像《西廂記》，它反映了婚戀題材，《西廂記》比如在東北地區當中，像人口較少民族，像達斡爾族，它進入達斡爾族的社會當中，通過這個現象能反映出來達斡爾人在清代時候的婚戀觀，他的這種生活的面貌，我覺得這個也很有代表意義。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三國演義》也好，《西廂記》也好，它都反映了我們各個民族，從各個層面來接受我們中華的經典。

　　趙培：其實我大概是有幾部書，它對我來說是個“集團”。傳統子書里邊的《論語》《孟子》，它代表儒家的，然后對中國人來說，我覺得還要再加一本《莊子》，就是說我們的進退出處，很多時候可能(有)兩面的一些東西，我們很多時候積極進取的時候，大概就是儒家的精神，然后我們可能遭遇挫折，生活上遇到什么，可能就是道家的，所以我是推薦《論語》《孟子》和《莊子》的。但是又有另外一個書，它主要是來解釋的，它的特點其實里面也包括《論語》，包括《孟子》，但它又有《大學》《中庸》，就是我們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那么我現在為什么還要再推薦這個書？想了解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東西是什么？可能這些書都是橋梁。

　　唐萌：剛才我們談到了經典的過去和經典的現在，我就想再請趙老師談一談經典，在當下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它有什么樣的價值，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啟發和意義？

　　趙培：從個人層面來講，我覺得經典就像錢鍾書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原話我記不住了，大概是說就像研究物理學的這樣一部著作，可能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很快就會被淘汰掉。但是他說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這些著作是可以常讀常新的，為什么？是因為這關系到，人個體它的屬性只要不發生變化，傳統的經典就會發生作用，因為它是關系到人的靈魂，關系到心靈，所以我覺得其實不僅僅是當下，只要我們這個人類群體存在，經典肯定是會常新的。

　　吳剛：因為民族經典首先需要翻譯，讓我們國內各民族群眾，還有國外的讀者來接受。那么其實我們這個民族經典像“三大史詩”，它在國內漢文本也有，在國際也是廣泛傳播，還有我們國內各少數民族本身也有自己的民族經典，像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但是又出現了很多譯本。第二個民族經典的傳播方式其實就是改編。像“三大史詩”，現在我們都改編成動漫、電視劇，然后通過動漫的形式來被我們各族群眾廣泛接受，所以我覺得改編按照我們現在的這樣一種傳播方式，它將來會改編成各種形式，通過各種形式來被我們國內外的群眾所接受，第三個我覺得還是研究。我們各民族的經典，需要我們廣泛挖掘它的價值和意義，更主要的是我們挖掘它的那種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

　　李芳：可能是因為我一直研究戲曲，所以戲曲其實是跟當下生活結合得非常緊密。其實我一直很關注的話題就是戲曲文本，通過什么樣的傳播途徑和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聯系在一起。所以在當下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起碼我們有幾個非常好的樣板，比如說，青春版的《牡丹亭》等于是把年輕人重新拉回劇場。劇場肯定是舞臺表演的一個非常具體的載體，如果你不再進劇場看戲，其實我們光通過文本是不能讓人領略到戲曲經典魅力的。所以有了青春版《牡丹亭》之后，我們發現大家會對傳統的戲曲演出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進到劇場里。我覺得這也是從正面角度來看，對我們經典的這種傳承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不能僅僅通過文本的形式，我們一定要通過多方面的形式來表現我們經典的魅力。

　　唐萌：比如說我們的《哪咤2》，比如之前的《黑神話：悟空》，雖然我不打游戲，但是我想，無論是什么樣的傳播形式，無論是什么樣的文本載體、演播方式，但是火的始終是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吸引我們的始終是它內在的這種經典文化、文明傳承的這種價值和意義。我想還是回到“橫渠四句教”當中說：我們是研究經典的，我們是發現經典價值的，我們也是來建構新時代的經典的，所以我們是“為天地立心”者，“為生民立命”者，“為往圣繼絕學”者，我們也是“為萬世開太平”者。